甚至有些人直接就怀疑这些数字有问题。
也有人直接认为这充分证明朝廷横征暴敛,在搜刮民财了。
要知道崇祯朝最好的年头,其实就是崇祯刚继位的那一年,当时统计大明朝纳田赋的官民田土数是七亿四千多万亩。
户口是九百八十三万多户,人丁是五千一百多万口,这数字跟随炀帝继位初是惊人相似的。
然后当年征收了四百三十万石麦,两千一百四十九万石粮,另外金花银百来万两,加上其它盐茶钞课等各种杂七杂八的几十万两。
这是最好的一年,然后后面越来越不行,各种欠缴、亏空,尤其是内有土司叛乱,流民造反,外有后金入侵,甚至还有蒙古人搞事。
于是后来只能加饷,不仅继续征以前的辽饷,甚至后来还有练饷剿饷等,三饷就算全加一起征,其实也没征到多少,依然欠的严重。
可就算一年这几百万实征上来的三饷,都搞的各地百姓纷纷造反。
现在朝廷就占有半壁江山,朝廷还搞永不加赋,甚至不少地方减免赋税,怎么今年居然能收三千万两白银,还另外各种银两有近一千五百万两,另粮食近五百万石?
这太过份了吧!
总觉得哪里不对对劲。
好多御史言官一张嘴厉害,笔杆子也厉害,但要说到具体的财税数字这块,其实就不擅长了。
当然阮大铖的报告挺简洁,但数据却也明白。
比如说若拿崇祯朝跟绍天朝的财收对比,就会发现,崇祯朝其实除了田赋、丁银外,剩下的就是江南部份田赋折抵的金花银,然后就是些杂项。
崇祯朝基本上没有工商税收的,能算上商税的,也就杂项里的典铺银子一点点,然后是钞关税,也不多。
至于本来应当占大头的盐税、茶税、关税很少,
甚至是工商市税契税这些,是没有的,明初其实是有的,税率很低,但在崇祯时基本上没有了。
哪怕魏忠贤在天启朝征税,征的也不是工商税,而是杂项,数量也很少。
加征三饷时,也完全就只是按田亩加征,其它商贩铺面都没征。
甚至矿税这样的大头,也基本上没有的。
而绍天朝的这份财收里,前面三千万两,其实基本上就是田赋、地丁,以及地契,还有朝廷出售军屯田、官田,以及官田地租收益。因为搞了摊丁入亩,官绅纳粮,虽现在仅占半壁江山,但这田地重新清量,田赋地丁也基本能如实收上来了,所以很可观,就算部分田赋暂时减免,依然收到很多。
特别是这几年粮价高,折银后收的银子当然也增加许多。
崇祯朝占比很小的工商税、矿税、盐茶税、关税,甚至没有的厘金等,却为绍天朝创收了一千五百万两。
这是很惊人的数字。
这还没有算上另一笔收入,就是皇家经营的皇庄,那些皇家店铺、田庄、商队、贸易等带来的收益,以及官营作坊等收益。
这些收益因为不入户部国库,另入两库,所以阮大铖没说,其实这里也是一大笔钱。
另外起兵以来,抄没的那些投降汉奸的财产,接收原来的的官田官铺等产业,全都进入了皇帝内库。
这里其实也是一大笔数字,当然皇帝也会从他的皇庄、内库里拔银子赏赐官民、救济百姓,甚至供军的。
反正皇帝的小金库挺有钱。
崇祯朝,越往后,税越难征,据说实际完征率也就三成多点,所以局势越来越坏,日子越来越难,就算最好的崇祯元年,辽饷实际都只征到了四百八十万两,而次年就只征到二百多万两了。
所以崇祯朝,其实大多数时候,真正一年收上来的税赋银子,也就大约两千来万石粮,加上那么几百万两银子而已。
而现在,绍天朝居然一年收入白银四千五百万两,加各种粮四五百万石。
哪怕绍天朝把大多数赋粮折银征收了,只保留了几百万石漕粮,但数字还是很吓人的。
两朝相距才几年?
差距怎么这么大?
怎么用以前一半的地盘,却收了以前一倍的税赋?
阮大铖简单的解释了一下,首先当然还是重新清理了田地,统一了征税亩,过去黄册里含糊不清的那些问题大部份清理整顿了,然后摊丁入亩官绅一体纳粮后,实际上纳税主力就是地主士绅们了,欠缴的情况也少了,优免逃税的部份也堵住了。
此外,还是新添了许多税源,最大的税源就是过去的卫所军屯等,朝廷一刀砍掉了过去的各地卫所,把军屯田也都收回来了,既不用再往里填卫所月粮亏空,还能用这些释放出来的大量田地,出售、出租,转而收税收租扩大收益,里外里就是好几倍的差距。
再一个没直接说的,就是这次动荡中,拿下了许多投降汉奸、贪官污吏、黑心奸商,甚至是收回了许多绝户田、无主地等等。
左谏议大夫等阮大铖报告完,率先发问,“既然今年有财收如此之好,那开支应当没有问题才对,怎么阮尚书之前却说支用不足?”
“洪院长别急,接下来我就再来说一下开支这一块的具体情况。所有开支里,最大的一项是军费开支,其中又包括军饷、军械、军粮,以及打仗军费、修城筑堡、建设兵站,以及赏赐、抚恤等几大项!”
“目前我们大明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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