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的诸般坎坷，究竟从何而来？究其源头，往往都是自作孽种下的孽因，到时自食其果罢了。我不是自作孽之人，只是过于重感情重承诺，生性又爽直不羁，到头来反而为情所累。况且，我父亲稼夫公一生慷慨豪侠，逢上亲朋好友有需要资助的地方，比如育儿嫁女，疏通关节成人之美等等……他总是急人所难，仗义疏财。以至他的一生挥金如土、千金散尽，多为资助他人。到了我和芸居家过日子，偶尔遇上急需用钱又囊中空空时，便免不了要典当一些物品出去方能解一时之需。刚开始是移东补西，尚能勉强对付，时间一长便左支右绌，顾此失彼，难以为继了。有句谚语叫作“处家人情，非钱不行。”钱虽不是万能，但没有钱，居家生活的艰辛窘迫，只有穷困之人方能体会。
我们日渐窘困的生活，起先只是遭到一些小人的非议，渐而竟招致同族兄弟妯娌的嘲笑，讥讽芸和我不会持家，以至日子过得如此潦倒。“女子无才便是德”，这真是千古以来被奉为至上的名言啊！
我虽然是家中的长子，但在同族兄弟中排行第三，所以上下都称芸为“三娘”。后来忽然改称芸为“三太太”，开始是戏称，继而便成了习惯，甚至不分尊卑长幼，众口同声地以“三太太”称呼芸，现在想来，这难道是家庭矛盾开始出现的预兆？
乾隆乙巳年（1785年），为了服侍奔波在外当幕僚的父亲，我跟随他来到了海宁，住在官府的馆舍中。每逢家中有书信来，芸总是顺便附夹一封信函给我。父亲说：“你媳妇既然能写字，以后你母亲再来信，可以让她代笔。”但后来家中偶尔有一些杂事闲言之类，母亲认为芸说不清楚，便不让芸代笔。父亲见来信不是芸的手迹，问我道：“你媳妇是不是病了？”我立刻寄信询问，芸却没有回信。时间一久，父亲便生气了，他发怒道：“想来你媳妇是不屑代笔了？！”对芸的成见也越来越深。
等我回家问明了事情缘由，得知芸所受的委屈，想婉转地在父亲面前为她解释，芸急忙阻止我说：“我宁愿被公公误解，也不要让婆婆怨恨。”竟自甘委屈地隐忍了下来，半句辩解也不让说。
五年之后，也就是庚戌年（1790年）春，我又随父亲去了扬州的邗江幕府。彼时有一位同事名叫俞孚亭的，带着家眷住在那里。父亲有一天与他聊天时说道：“我这一生常年在外，客居他乡，真是辛苦劳顿啊。一直想找一个能服侍我生活起居的人，却始终没有找到。晚辈们如果真有孝心为长辈着想，应当在家乡替我找一个知冷知热、乡音相近的人来。”
俞孚亭于是将父亲的话转告于我，我立刻悄悄写了封信，专程寄给了芸，芸又请媒人物色，最终选中了一位姓姚的女子。芸觉得此事成与否尚未最终议定，不敢立即禀明母亲知道。姓姚的女子来时，芸便谎称她是邻居家的女子过来玩耍的。等到父亲让我接她去邗江，芸听别人的主意，又对母亲说姓姚的女子是父亲以前就中意的人。母亲见芸前后矛盾，便反诘道：“你不是说这女子是来我们家游玩的邻居吗，怎么这时候倒来娶她了？！”芸自此便又得罪婆婆了。
壬子年（1792年）春天，那时我正在江苏真州幕府。得到父亲在邗江患病的消息后，我去探望，结果自己也病倒了。彼时我的弟弟启堂也陪侍在父亲的身边。芸来信说：“启堂弟曾向邻家妇人借贷，当时是请我作保的，现在，人家追讨得很急。”我问启堂，启堂却反而埋怨芸多管闲事。我便回信说：“父子皆病，无钱可还，等启堂归家后，自己去处理这件事罢。”
不久，父亲与我均已康复，我仍然回真州。不巧的是，我前脚从邗江离开，芸的回信却寄到了邗江。父亲见我不在便拆信阅读，信中说到启堂借贷的事，并且信中又说：“令堂觉得老人的病，都是由姓姚的女子引起的。公公病体初愈，你应悄悄嘱咐姓姚的女子，让她托言思念家乡，想回家，我再让她的父母到扬州将她接走。这也算是彼此都能卸下责任的计策了。”
我父亲见此书信后，怒不可遏，先询问启堂向邻居借贷的事，启堂却说不知道有这回事。父亲益发觉得忍无可忍，于是写信命令我道：“你媳妇瞒着丈夫在外借贷，却诽谤是小叔所为，并且称婆婆为‘令堂’，称公公为‘老人’，简直不可理喻、荒唐透顶！我已经专门派人送信回苏州，要休了她，将她逐出我沈家门！你如果还有一点人心，也该知道自己的过错！”
我接信后，如闻晴天霹雳，立刻恭恭敬敬地回信认错，一边心急火燎地找骡马回家，我怕万一赶不及，芸会在我到家前便已自寻短见。苍天垂怜！我赶到家时父亲的书信还未到。我仔仔细细地对芸将大致经过叙说了一遍，此时，父亲的逐书也到了，信中对芸横加斥责，历数芸的不敬和罪过，言辞激烈决绝。我对芸又是怜惜又是担忧，这让她怎忍听闻？！
芸哭着说：“我确实不应该乱说话，触怒了公公。但请公公饶恕小女子的无知啊！”过了几天，父亲又有信至，信中说：“我不想把事情做绝，你带着你媳妇住到外面去吧，只要不让我看见，免得我生气就行了。”我与芸只好搬到她娘家暂住。但彼时，芸的母亲已经去世，弟弟又外出未归，娘家至亲的人均已不在，芸也不愿依附族中其他亲戚。幸好友人鲁半舫知道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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