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是这样啊。”我说。
“郭校长对我憨直地笑了笑，但这笑声充满苦涩。一个在大学里就入党的青年，一个教书育人的老师，一个担负示范带头作用的小学校长，就这样开始了‘打骂’人生，就这样成了山野村湾一道流动的、奇异的风景线……。”胡书记说。
“我遥望远山，远山苍莽；我仰望天空，天空茫茫。我心绪难宁，将视线从远山天空中拉回来，问郭校长，村民没打他，但回骂了他吗？郭校长回答说，一次也没有，有的村民还帮他骂呢。”胡书记说。
“我问校长，上面批评了他吗？郭校长说，因为骂街，他挨了不少批评。他也能接受，可就是改不了。他心里急啊，学校丢这丢那，他这个当校长的总得想法子啊，总不能老想着伸手找上面要啊。可想来想去还是想到了骂人上……。郭校长望我苦笑着。”胡书记说。
“看来，做好乡村的教育工作，难度很大啊。”我说。
“是啊，我问张局长，你们考虑过撤他的职吗？张局长说，骂人确实不好，影响人民教师形象。他们考虑过多次，但老百姓就是不答应。”胡书记说。
“张局长说，有一次真撤了，可学校周围几个村的老百姓围住了县教育局，一围几天，就是不依，就是不让撤。乡村干部也在背后使劲，反对撤。说到哪里都找不到这么好的老师，这么好的校长。”胡书记说。
“张局长说，上面出于稳定或者说维护安定团结的需要，也进行了干预。结果，只好让他官复原职。张局长冲我一笑，但笑得很不自在。”胡书记说。
“看来，乡村还是很欢迎郭校长这样的老师啊。”我说。
“是很欢迎，如果将来有可能，建议你好好用一下郭校长，郭凯歌同志。”胡书记说。
“我不打扰你，你继续说吧。”我说。
“我问郭校长，你这么骂有效果吗？校长回答说，有，在全县乡村小学中，山坡小学的东西是偷得最少的。县教育局张局长作了证实。我继续问校长，偷学校东西的现象在短期内能解决吗？校长回答说，难。”胡书记说。
“我问为什么？校长说，主要是农民太穷。我问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校长说，发展经济，使他们尽快摆脱贫困。摆脱了贫困，他们就不会惦记我们学校这点小利了，学校的东西就安全了。”
“说得有道理啊，怪不得中央要提出精准扶贫了。”我说。
“是啊，作为县委书记，我当然对发展经济很感兴趣，发展毕竟是硬道理啊。我问怎样发展经济？校长回避了这个看似简单，实则深奥的问题。只是对我说，这应该是我考虑的，他的任务主要是教书育人。我穷追不舍地说，我很想听听他的看法。”胡书记说。
“校长怎么说。”我也对发展经济感兴趣，赶紧问。
“校长说，一是到县外签定劳务合同，组织农民外出打工。月光县太穷，有活力的经济实体太少，安置不了那么多人；二是依托本地资源，支持兴办各种民营经济实体，最好不要官办。”胡书记说。
“我点点头，接着问他，还打算骂下去吗？校长说，首先，要有两个前提条件。那就是他仍在校长岗位上，学校的东西仍有人偷。如果具备这两个前提，他肯定要骂下去。不过，次数要尽可能少。”胡书记说。
“校长停了片刻后，低下头，很是惭愧地说，他给上上下下丢的脸太多了！自己都不好意思了。这声音有些苦涩、苍凉，好像带着沉重的无奈和叹息。我的心为之一沉。”
“我的心里也很沉重啊。”我说。
胡书记继续说：“我又跑了几所乡村学校，大多数校舍陈旧，漏风漏雨，桌椅残缺不全。即使这样，仍有人打学校的主意，偷这偷那，让人既心寒又气愤。但老师的敬业精神和学生的学习劲头让我感动，紧接着又让我心酸。”
胡书记说：“回来的路上，我一言不发。该为他们做些什么呢？我不停地问自己。夜深人静，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难以入眠。就索性起来，来回踱步，最后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
“什么‘惊人’的决定啊？”我问。
“你别慌，听我慢慢说。这项极有争议，好像是小题大作的决定在县委扩大会议上获得通过。随后，县委、县政府召开了由乡镇及下属村、县公安局及下属派出所、县教育局及下属学校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会上宣读了决定。”胡书记说。
“什么决定啊？”我问。
“决定的主要内容是，一、改善学校办学条件，爱护学校一草一木。二、学校以前被偷的任何东西，皆由县公安局、教育局、乡镇人民政府三方负责追回，追不回的，由三方均摊资金购置新的。”胡书记说。
“任何一方不分摊资金，党政负责人就地免职。今后，学校被偷的东西不是减少、甚至消失，而是增加，三方负责人就地免职。三、县纪委监察部门全方位履职，发现一起，处理一起，绝不手软，绝不姑息迁就。”胡书记说。
“效果如何？”我问。
“这项决定的效果是明显的。我后来到学校巡查时，看见窗户上全是清一色的玻璃，课桌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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