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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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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代中自贡、重庆和北平
1947年开春，若颖来了信。她在北平安顿得不错，和金大夫一起办了家私人诊所。只是抗儿北归之后还不甚适应，水土不服，生了几场病。
虽都不是碍大事的毛病，可孩子却是总不快乐，两岁多了，还不怎么肯说话。开口了，仍是重庆话，央求若颖要回重庆，还几次念叨着想干爸。
她虽只不经意提起抗儿想我，可我猜她的意思，该是希望我能去北平一聚。这事我自然也是愿意的。能看到若颖，看到抗儿自然是件好事。
到得三月初，即将成行之际，德诚从外面带了报纸回来，说是满街都在议论国共彻底撕破面皮了。我忙着拿过报纸，仔细一看，却都是真正不详的兆头。
国府给中共发了最后通牒，限令中共代表三月五号前离开南京、重庆和上海，还要关闭重庆的新华日报社。这表面上虽只是逐客令，却不如说是下了战表。
此时只能暂且放下北平之行，心里首要挂念的，便是白莎和琴生的安全。那该是一个礼拜天，我叫德诚备好车，便去到民权路他们家里。
人到楼上，却是敲不开门。此时我心里更是七上八下，只是怕他们已经遭遇不测。见我急得那般模样，德诚却也不是全解，只劝我放宽心，初春周末之时，年轻人出去踏青游玩也是情理之中。
我虽然心急，可知道他们的事情毕竟不一般，也只能等下去。在担心中过了两个礼拜，报上的消息却是噩耗连连。到了三月中旬一天，忽然看到报纸上面说国军已开始在陕北行动，由洛川和宜川，十几万人直指延安。
我那时谈不上是什么左派，与民盟的联系也多少断了。可因为白莎，也在不知不觉之中把自己的同情和关注投向了那一方。此时，正可谓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心里既想到了国家民族之运脉，更是为着一群我喜爱的年轻人的安危而忐忑。
原本我想着陕北毕竟是共产党十几年经营之根基，而此前听来，八路军虽比不上国军的精锐，但至少也是百万之众，总该能左右周旋一番。可谁知也就是五六天的光景，报上便是铺天盖地的延安大捷、陕北光复的消息。
那天的号外一出，重庆满街便又是一轮锣鼓鞭炮。政府必定是有所组织，可说来百姓们期盼从此天下太平，也未可厚非。我自己那时侯也说不上有多高的觉悟，更说不上什么信仰，只是盼着所有人平安。
这消息出了之后一两天，德诚来报信，说是看见了琴生。他这人谨慎，并没有前去打招呼，只是远远地看着。琴生看是刚从外地回来，手里拎着皮箱。至此，我心里总算是稍稍平复，便准备着那一两天去家里看看究竟。
到得第二天早上，还未等得我和德诚商量何时出门，白莎却和琴生一道来了。看见他们来，我自是高兴，也顾不上询问延安或是重庆的情况，只是招呼着德诚准备早饭。
白莎倒也没有客气，只是轻声说道：“麻烦舅舅了。也没打招呼，就跑了来。”
我看着他俩，脸上都挂着难以掩盖的憔悴。白莎还好，只是原本神采奕奕的双眸中多了些血丝和倦意，面颊上也少了些润色。琴生却是容颜苍白灰涩，身子更见单薄。他手里拎着一只皮箱，虽不是很大，可他提了这一路，额头竟满是汗水。
我看他拿着也吃力，可又不好意思放下，便想过去帮他一把。我这一向前，琴生却好似不放心，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我一怔，也有些尴尬，正不知该如何，倒还是白莎反应得快。她双手握住皮箱的把手，柔声地说道：“我帮帮你，先放下吧。舅舅这儿没事的。”
箱子放下了，琴生仍是显着不安，只是守在箱子边笔直地站着。白莎轻轻地拽了拽他的衣袖，爱抚地说道：“这一路走累了吧。先坐下，我给你擦擦汗。”
直到此时，白莎和琴生也未说出此行的来意。德诚端来早饭，他们便也只是默默地吃着，偶尔地问答几句却是欲言又止。
此时德诚怕也是看出了些端倪，便起身说道：“先生，我出去买些酒菜，就让白莎小姐和琴生少爷在这里吃了午饭再走。”
德诚还没走两步，却是被白莎拉了住。她笑着说道：“德诚叔，别忙了。我们待一下还要去上班，不吃饭了。一起坐坐，这事儿您也帮着参谋一下。”
我本以为白莎担心德诚在此会走漏风声，谁知她却是主动让德诚留下。这话不但让我有些诧异，琴生脸上也透着些迷茫。
“舅舅，”白莎不急不缓地又说了起来，“有件事要麻烦你，是庆哥的事。我本来说这事一定是找舅舅最妥当，可琴生说怕麻烦你，拖了几天也不来，庆哥那边又着急，我就硬把他拽了来。”
她说起是庆哥的事，我心里就有些明白，便道：“上次见着他，我还答应他照顾他的业务，既然是他的事，我一定想办法。”
“我说就是嘛，”白莎会意地看了看琴生，接着说道：“这事儿，要说也是庆哥业务上的事。他有一个朋友，准备着要存一笔钱在万县他们银行里面。这钱都是银元，他原本要自己带着去的，可是家里出了急事，这钱又不是小数，带在身上不方便，可他答应了庆哥就让他把钱放在我们这儿，再想办法。我和琴生都抽不开身，我就想不如我们把这钱给舅舅，你从银行汇国币过去。”
白莎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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