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上，我赶到杨庄，奶奶的神志出现了将近半个小时的清醒——这是她生前最后一次清醒。有那么一小会儿，房间里没有一个人。我静静地守着她，像一朵花绽放一样，我看见她的眼睛慢慢睁开了。我俯到她的眼前，她的眼睛定定地看着我。眼神如水晶般纯透、无邪，仿佛一双婴儿的眼睛。
她就那么定定地看着我，好像我是她的母亲。
“我回来了。”我说。
“好。”她说。她的胸膛有力地鼓动了几下，似乎是在积攒力气。然后，她清晰地说：“嫁了。”
“谁？”
“让她们，”她艰难地说，“嫁了。”
我蓦然明白：她是在说两个嫂子。我的“大愚若智”的奶奶，她以为她的两个孙子已经死了。她要两个嫂子改嫁。她怕她们和她一样年纪轻轻就守寡。
我不由得笑了。原来，对她撒谎没有一点儿必要。在她猜测的所有谜底中，事实真相已经是一种足够的仁慈。
我把嘴巴靠近她的耳朵。我喊：“奶奶。”“哦，”她最后一次喊我，“二妞。”“你别担心。”我说，“他们都没有死。”她的眼睛一下子亮得吓人。“他，们，两，个，都，好，好，的。”我一字一字地说。她不说话，眼睛里的光暗了下去。我知道她是在怀疑我。用她最后的智慧在怀疑我。“他，们，都，不，听，话。犯，了，错，误。被，关，起，来，了。”我说，“教，育，教，育，就，好，了。”慢慢地，奶奶的嘴角开始溢出微笑。一点一点，那微笑如蜜。“好。”她说。然后她抬起手，指了指床脚的樟木箱子。我打开，在里面找出了一个白粗布包袱，里面整整齐齐地叠放着一套寿衣。宝石蓝底儿上面绣着仙鹤和梅花的图案，端庄绚丽。寿衣旁边，还有一捆细麻绳。孝子们系孝帽的时候，用的都是这样的细麻绳。下午四点四十五分，奶奶停止了呼吸。
那些日子实在说不上悲痛。习俗也不允许悲痛。她虚寿八十三，是喜丧。有亲戚来吊唁，哭是要哭的，吃也还要吃，睡也还要睡，说笑也还是要说笑。大嫂每逢去睡的时候还要朝着棺材打趣：“奶奶，我睡了。”又朝我们笑：“奶奶一定心疼我们，会让我们睡的。”
棺材是两个，一大一小。大的是她，小的是祖父。祖父的棺材里只放了他的一套衣服。他要和奶奶合葬，用他的衣冠。灵桌上的照片也是两个人的，放在一起却有些怪异：祖父还停留在二十八岁，奶奶已经是八十二岁了。
守灵的夜晚是难熬的。没有那么多床可睡，男人们就打牌，女人们就聊天。有时候她们会讲一些奶奶的事。大嫂是听大哥说的：小时候的冬天仿佛特别地冷，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奶奶都会把大哥的衣服拿到火上烤热，然后合住，尽力不让热气跑出来，她紧着步子跑到他的床边，笑盈盈地说：“大宝，快起来，可热了，再迟就凉了。”大哥赖着不肯起，她就把手伸到被子里去胳肢他的腋窝，一边胳肢还一边念叨：“小白鸡，挠草垛，吃有吃，喝有喝……”好不容易打发他穿好了衣服，就把他抱到挨着煤灶砌着的炕床上，再从温缸里舀来水，给他洗脸。然后再喂他饭吃。温缸就是煤灶旁边嵌着的一个小缸，缸里装着水，到了冬天，这缸里的水就着炉灶的热气，总是温的。
二嫂说的自然是二哥的事，她说二哥小时候很胆小，每当在外面被人欺负了，就哭着回家喊奶奶，边喊边说：“奶奶，你快去给我报仇啊。”她还讲了二哥小时候跟奶奶睡大床的事，说因为奶奶不肯让我睡大床，二哥为此得意了很久。
“那时候你是不是有老大意见？”二嫂问。
“没意见没意见。”我说，“我要是在她棺材边还抱怨小时候的事，她会半夜过来捏我鼻子的。”
她们就都笑了。笑声中，我看着灵桌上的照片，蓦然发现，二哥的面容和年轻的祖父几乎形同一人。
因为是烈属，村委会给奶奶开了追悼会。追悼会以重量级的辞藻将她歌颂了一番，说她爱国爱家，遵纪守法，和睦相邻，处事公允。说她的美德比山高，她的胸怀比海宽，她的品格如日照，她的情操比月明。这大而无当的总结让我们又困惑又自豪，误以为是中央电视台在发送讣告。
追悼会后是家属代表发言。家属就是我们四个女人，嫂子们都推辞说和奶奶处的时间没有我和姐姐长，不适合做家属代表。我和姐姐里，只有我出面了。我说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姐姐道：“你是个整天闯荡世界的大记者，你都不会说，让我去说？”
众目睽睽之下，我只好站了出来。大家都静静地候着，等我说话。等我以祖母家属的身份说话。我却说不出话来。人群越发地静，到后来是死静，我还是说不出一个字。我站在她的遗像前，像一个木偶。
“说一句。”主持丧礼的知事人说，“只说一句。”
于是，我说：“我代表我的祖母王兰英，谢谢大家。”
然后，我跪下来，在知事人的指挥下，磕了一圈头。回到灵棚里，一时间，我有些茫然。我刚才说了句什么？我居然代表了我的祖母，我第一次代表了她。可我能代表她么？我和她的生活是如此不同，我怎么能够代表她？
——但是，且慢，难道我真的不能代表她么？揭开那些形式的浅表，我和她的生活难道真的有什么本质不同么？
我看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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