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真的房间是2516。2是2号楼，516是房号。一人一个大标间，外带一个大露台。确切地说，是一家一个标间。无论你是一个人还是十口八口，一个名额给够你这一个标间就得了。小茶几上放着休假中心的服务簿。余真翻了一下，里面介绍说有棋牌室、健身室，晚上多功能厅有电影，阅览，五脏俱全。服务簿后面还附着一张北戴河地图，她用比例尺核算了一下，这儿离海边仅仅五百米。太方便了。她发短信把房间号码告诉了丈夫，丈夫马上打来电话，问条件如何，余真说非常好。他说那他就放心了。她撒着娇叫好老公，他也嗲着声叫好老婆，儿子在一边带着哭腔抢过了电话，今天星期天，他在家。儿子说他也想去，可还得考试。她只好安慰他，承诺给他带一艘玩具军舰回去，他才破涕为笑，连声叫好妈妈好妈妈。
一番热闹，挂断电话。好老公好老婆好爸爸好妈妈好儿子……这是沿着电话线传真过来的温馨家庭，一切都好。努力了这么多年，她终于进入了这些个“好”。多少年前，这些个“好”曾是她觉得需要奋斗终生也不一定能抵达的巨大目标，但现在，“好”来了。就攥在她的手心里。
看起来，一切都无可挑剔。自己不错，家里也不错。丈夫在劳动局，儿子正读小学三年级。调皮顽劣尽有，比她当年虽是差了些，从身为父母的角度看却是正好。正如丈夫勤谨呵护鱼水之欢也都尽有，却也都不过分。对于一个三十二岁的女人来说，一切都是三十七八度的洗澡水，最适宜的温度。
但她仍是紧巴巴的。
为什么？为什么她仍是紧巴巴的？
——是不是正是因为，这些个“好”是被她死攥着的缘故？而她之所以死攥着这些个“好”，是不是正是因为怕自己攥不住，怕它们会随时长出翅膀飞走？
手机响了。是董克。董克大学毕业后分到另一个城市工作，时不时地会给她打个电话。这些年来，高中同学里经常和她保持联系的，也只有他了。铃声一遍遍响着。余真始终没接。
确实离海很近。晚饭后余真出去散步，二十分钟就溜达到了海边。沿着海滨路缓缓走来，海鲜楼一座挨着一座，灯饰一家比一家花哨，如倚门卖笑的女子，浓妆艳抹，俗不可耐。她们气势磅礴富丽堂皇地污染着海面。大大小小的强光射灯也配合着她们，把一个个紧挨着的海水浴场耀得亮如白昼。都是一些自然浴场，野浴场。没有围墙，没有栏杆，路边的台阶随时上下，穿泳衣的女子三五成群，嘻嘻哈哈地从她身边掠过，多半都和男孩子们纠缠在一起，男孩子的手放在她们的臀上、肩上。他们的脸上都闪烁着熠熠神采。而灯光中，海水一点儿也看不出清澈，是一种辽阔的深浊。远处游在礁石上的浪花如一匹匹调皮的小兽，爬上去，滚下来，又爬上去。
北戴河的疗养院和休假中心大约是全国最密集的。别称“夏都”，想想多么有底气。服务员说仅中直部门在这里建的就有两百多家，其他有点儿名堂的各级单位通过各种渠道建立起来的小洋楼更是摩肩接踵，不能统计。总之，除了海产品之外，把疗养院和休假中心说成是北戴河最大的特产是毫不过分的。有趣的是大多数疗养院都不叫疗养院或者休假中心，而叫做工作站——出门时她才注意到，他们的休假中心外面挂的牌子，也是工作站。工作站，多好玩。为什么不到新疆戈壁滩建这么多工作站？
走着走着，余真的脚步停下来。
胡厅长在前面。一家路边小店的窗口，他正指指点点地看泳衣。女式泳衣。
传说中的胡厅长娶妻四次，外遇无数，很有艳福。他是个老三届，一九七七年一举高中，毕业后便和第一任妻子离婚，娶了第二任，他的大学同班同学。这一任妻子给他生下了一个儿子。然后是第三任，有夫之妇。为了走在一起，他们各自闹离婚数年。但他们的热情似乎也只有在离婚的时候最高涨，婚后五个月两人便分道扬镳。后来他如风似电般地娶了现任妻子。然而据说他和她的感情也不怎么好，两人早已经同床异梦。因为他太花，她根本管不住他。又贪图他的权势，便忍气吞声地过了下去。只是暗暗地，防贼似的防着他。在办公室说起这事儿的时候，一位副局长说他见过胡厅长的现任妻子，长得很一般，而且一点儿也不年轻。人都说他比她大二十岁呢。后来他很是婉转地打听了一下，才知道两人相差不过五岁。“大五岁还值得离婚？还不找个嫩点儿的？”大家很困惑。不过从他任职后的所作所为来看，这位厅长办事一向也没什么规律可言。后来，群众又这么给自己打圆场。
——这话是有根据的。胡的前任是个文学爱好者，有点儿雅士风度，不拘小节，吊儿郎当。于是整个儿卫生厅的作风也都上行下效，拖拖拉拉，松松垮垮，甚无体统。胡上任之后，一个会没开——原本也不是开会好解决的事，就把这个积弊给治了。说起来不过是两件事。一是乘车。一位科长和他同住一个小区，早上上班，在院里碰到，顺风车理所当然地要搭。科长跟着胡进了他的专车，胡回头作意外状，道：“你不能坐这车。”科长以为他开玩笑，便也嬉皮笑脸道：“我陪领导坐，行吧？”胡板着脸道：“你不下来我下来。”说完就出了车，打了辆出租，绝尘而去。二是摆鞋。一日，胡偶尔路过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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