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快餐店发展到三家，引起同行关注，最终他选择与以数字开头的那家企业合作。店面重组后，旗下员工开始戏称他“周董”，大家喜欢这个称呼，也发自内心地觉得有喜感。周董发福了，圆润的大肉覆盖了大部分不雅的棱角，他看上去不再像当年那样恐怖，多数人惧怕的肥胖，却成了他这种人的福利。周董的太太也发福了，简直又黑又胖，她不见我们这些老朋友，即使一窗相隔也不肯出来。大霞告诉我，二丫就是这个脾气，早年他也没看出来，她恨我这样的人，我这样的人当年曾看不起她的丈夫，现在她也不需要看得起我们。
“干吗非得还钱？”他扶着栏杆说，“你朋友不是说那个培训班正需要钱吗？接着干啊，钱不够再说话。”我说：“算了吧，自己开的班自己清楚。知道你现在不缺钱，还你钱是为了断我自己那份念想，我不是个做生意的料。”我转过脸问他：“听大勇说你现在在帮他老婆的忙，怎么回事？”他说：“算不上帮忙，爱琳挺不容易的，带着孩子跟着丈夫来到北京，半年多都找不到个像样的工作，我借了点儿钱给他们，他们去安贞门那边卖油泼面了，听说生意挺好的，孩子也马上要上那边的小学了。”我笑起来，说：“你是个好人啊大霞，好人……对了，我以前说过你是个好人吗？”他说：“没有。”我说：“你是好人，真的，大霞，你比我们这些人都好。”他也笑起来，说：“我算哪门子好人，我只对自己喜欢的人好，他们知道，我就知足了。”
毕业那年徒步去拉萨
2012年我大学毕业，毕业前的散伙饭上，我跟同学说打算徒步去拉萨。他们送我三个字：神经病。
但那个7月，我还是背上行囊出发了。我揣着实习攒的3000元钱，背了帐篷，旅行包里塞满了各种出门必备的物品：衣服鞋帽、洗刷用品、压缩饼干矿泉水、感冒药，甚至带了馒头。
收拾好行李，我到老杨家转了一圈。老杨是我从小玩到大的兄弟，但是腿有残疾，只能坐在轮椅上。老杨画了幅自画像，叫我把这个“他”也带去西藏走一趟。
出发前，我还特意找了算命先生。老人眼睛快睁不开了，悠悠地说我八字过硬、不同凡人，西去的路上定会畅通无阻。
果然，我的确不同凡响，不该遇到的全遇到了，半路恨不能雇几个小孩砸他老人家的脑门儿。
从四川出发，刚到雅安就遇到一位慈眉善目的老大爷，热心指点我去318国道的方向。但不知是他听错了还是指错了，我迷迷糊糊地走向了108国道，白白走了三个小时，遇到一群跟我一样走错路的人。
记忆深刻的是一个叫西瓜的深圳妹子，从成都到康定一路都是裙子配高跟鞋走过来的，说要用自己的方式去拉萨。高跟鞋的后跟虽然不是特别高，但是能在斜坡健步如飞不喊累的，我的确是第一次遇到。后来在康定离别之后，听朋友讲，最后她除了裙子换成羽绒服之外，高跟鞋一路穿到布达拉宫。
剩下的就是老狼、我跟道哥。道哥之所以有这个绰号，是因为他长得像《疯狂的石头》里的道哥，胖乎乎的，眼睛眯成一条线，外表猥琐，内心放荡，唯一一件宝贝就是内存8g的山寨ip5，里面装满了各种岛国爱情动作片，一路上不住地给我们讲成人段子，说话时总是一句一个蛋疼。
去往理塘的路上，偶遇两只四眼狗路边交配，藏区的野狗都长有藏獒般的眉毛，当地人把它们称作四眼狗，生性凶猛。这种事情正中道哥的胃口，他兴奋地掏出相机，奋不顾身地冲过去照特写，只听咔嚓一声外加一闪光，瞬间惹怒了四眼狗，我们还没等回过神来，道哥已经被扑倒在地。我们赶紧抓起石头打狗，但慌忙之下，石头没扔到狗反而撒了道哥一身。
道哥很快被警察送去雅江医院，临走跟我们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以后再也不蛋疼地开闪光了。”
我跟老狼继续前进，理塘到巴塘，100多公里，天已经半黑，身上所有吃的也都送给了藏族小孩，饥肠辘辘之后便是绝望，以为要光荣地露宿在大草原。就在这时，我忽然发现远处几个藏族牧民在搭帐篷。我俩像是看见了救星，厚着脸皮准备去借宿，但还没等把扎西德勒喊出口，一位藏族大哥就径直走过来说：“前面有贼的嘛，太晚了在这儿住下的嘛。”
我们愣了愣，边道谢边迫不及待地进了帐篷。放到以前，我必定会想：哪有这么好的事？有阴谋！但大哥一脸纯朴，实在无法勾起我的“被迫害妄想症”，何况，旁边还有俩小孩和一个老婆婆！
一位藏族妇女正坐在草地上生着炉子，应该是他的老婆。藏族大哥跟老婆嘟噜了一段藏语，我们猜测那意思是：家里来客人了，今晚上住咱家。妇女连忙起身，怕我们坐不习惯草地，把她们睡觉的床单铺在地面让我们坐，又去给我们打水做饭，做了个土豆丝炒牛肉。
之前在路上，我就两个愿望：一是吃顿热腾腾的饭，二是有个地方睡觉，遇到藏族大哥忽然一步到位全实现了，我又开始默默怀念算命先生。当然，不能白吃白喝，我从背包里掏出山东的泰山烟递给他们，藏族大哥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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