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会有这长达20年的老死不相往来？与聂鲁达有着深厚感情的中国著名诗人艾青说得再清楚不过：“这些年来，我们国家发生了一些不容易为朋友们理解的事件。很多朋友和我们疏远了。”而对于聂鲁达，则是我们疏远了他。毋庸讳言，聂鲁达确实曾被我们划为“修正主义者”，尽管这绝非人民的意愿。于是和他就只有划清界限的问题，谁还敢再提什么友谊？！
尽管如此，聂鲁达却始终关注着中国的一切，热切地寻觅着他的中国朋友丁玲、艾青、萧三……的踪迹。诗人热爱中国，只要有哪怕一点儿可能，他也一定会越过重洋来寻找友谊。然而，诗人只能面对横无际涯的太平洋，朝着大洋彼岸的中国，呼唤艾青！而艾青，在被与世隔绝的20年中，不但听不到聂鲁达的一点儿消息，再也没有读到过他写的诗，而且直到1980年，才知道聂鲁达早已于1973年与世长辞！真可谓是生死两茫茫！1995年年底，被聂鲁达誉为“中国诗坛泰斗”“迷人的”艾青，泪花闪闪地回忆起聂鲁达：“他对我很好，我想念他，他也想念我。后来却没能再见到他，永远见不到了！”
万幸的是，在相隔20年之后，聂鲁达终于又能“重返”中国。从1980年开始，聂鲁达的诗文重新出现在中国的报纸杂志上，他的作品集又开始不断出版。聂鲁达诗选已经出了好几个不同版本；诗人的代表作《漫歌集》于1984年以《诗歌总集》的译名第一次全文出版；诗人的回忆录也已有了若干个中译本……
但在庆幸的同时，我们对“聂鲁达是中国最熟悉的拉丁美洲诗人”这一习惯性说法也就不能不发生了怀疑。的确，与其他拉美诗人相比，聂鲁达的作品译成中文的数量最大，作品被评介最多。但是，当我们知道聂鲁达的作品集总共有50余部，而我们完整译过来的诗文集只占十分之一时，我们还能说他的作品译成中文的数量已经很多吗？而对于诗人究竟是怎样度过一生的，我们的了解也只是一个大概的轮廓。仅凭已经译成中文的、只占这么小小比例的诗人的部分作品，只凭对诗人一生轮廓式的了解，就想对聂鲁达这样一位诗人做出准确、中肯的评价，谈何容易！我们对诗人的实际了解，与我们对他名字的熟悉程度是并不相称的。
早在20世纪50年代，聂鲁达研究在苏联等许多国家就被列入美洲文学研究重点课题。他的作品每出一部，就有相应多种语言的译本几乎同步问世。相比之下，我们的差距是显而易见的。诗人常说自己是个欠债者，“对于前辈作家”，“对祖国、对人民都负着债”。而我们，对聂鲁达这样一位享有国际声誉的著名智利诗人，对这样一位如此热爱中国，对中国满怀兄弟情谊和殷切期望的诗人朋友，岂不也是欠了债？
因此，我们写出了这本小书，但愿它能对热爱聂鲁达和他的诗歌的人们有所帮助。聂鲁达，这位被称为大海的儿子的诗人，是怎样从世界的边陲智利起锚，向东方、向欧洲、向世界扬帆远航？他是怎样出航又归来，在他祖国智利的土地上，在如此广阔的世界上，建树非凡的诗人的功勋？他停泊过多少陌生的港湾，经历过多少狂涛巨浪？特别是，在我们相互不通音讯的年代，远在地球的那一边（南美人有这样一种说法，从他们脚下直着挖下去，挖通到地球的另一头，就是中国），诗人又是怎样生，怎样死？……请读一读这本小书吧，它虽不能使你了解一切，但一定能让你了解一些，而且肯定是不算少的“一些”……
不朽的航程
巴勃罗·聂鲁达（1904—1973）是智利当代著名诗人，曾任智利驻外领事、总领事和大使。1945年当选为国会议员，并获智利国家文学奖，同年加入共产党。1948年智利政府宣布共产党为非法组织，法院下令逮捕聂鲁达，诗人被迫转入地下。一年后，他流亡国外，致力于世界和平运动，到过欧洲、美洲、亚洲的许多国家。1952年，智利政府撤销对聂鲁达的逮捕令，诗人返回祖国。1953年，他获斯大林国际和平奖；1957年，他任智利作家协会主席；1971年，他获诺贝尔文学奖。
聂鲁达从13岁起开始发表作品，19岁出版第一部诗集。他的成名作是《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1924）。它形象新颖，比喻生动，声调丰富，以清新的诗风给当时的拉丁美洲诗坛带来春天的生气，奠定了聂鲁达在智利诗坛的地位。
代表聂鲁达创作里程碑的是《大地上的居所》（第一、第二卷）（1925—1935），特别是《第三个居所》（1935—1945）。第一、第二卷表现了诗人对社会与人生的危机意识，突出体现了诗人因与常规秩序分离而产生的焦躁、忧郁和孤寂情绪。《第三个居所》的核心、主体部分《西班牙在我心中》《献给斯大林格勒的情歌》等不朽诗篇，则是由反法西斯斗争中的生者与死者的鲜血燃烧、升华而成，由诗人的生命与反法西斯斗争融合而成的。它和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中的无数鸿篇巨制一起，构成人类文学史上最神圣的一页。
反法西斯战争的洗礼改变了聂鲁达的人生道路，也改变了他的诗歌创作道路。正如诗人所说：“从此，我的道路跟众人的道路会合了。忽然之间，我看见自己从孤独的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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