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富有意味的是聂鲁达作品传播的广泛性和普及性。他的作品几乎被译成世界各种文字，不仅是大语种，就是较偏的小语种，如乌兹别克语、乌尔都语、希伯来语、斯洛文尼亚语等都有译本。聂鲁达作品的印刷版数以千计，印刷册数则以百万计。他的诗歌在全世界赢得了最广大的读者。
在拉美文学史上，聂鲁达是现代主义崛起之后的诗人。他的诗歌创作善于汲取民间诗歌的奔放精神和夸张手法，以浓烈的感情，丰富的想象和词汇，表达对于自然、祖国和人民的热爱，对于敌人的憎恨，抒发理想，表现社会、人生的重大题材。他的作品具有高度的思想性和艺术力量。他对拉丁美洲和世界诗歌的影响都是不可低估的。
聂鲁达是现实主义诗人、超现实主义诗人，还是浪漫主义诗人？至今还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对这类问题诗人在他的回忆录中曾有明确阐述。
“有些人认为我是超现实主义诗人，有些人认为我是现实主义诗人，还有些人则认为我根本不是诗人。他们都有些许道理，也有些许失误。
“谈到现实主义，我不得不说（因为这种表态对我不适宜），在诗的领域，我不喜欢现实主义。此外，诗不应该是超现实主义或亚现实主义的，然而可以是反现实主义的。这后者含有全部理性，也含有全部非理性，即含有全部的诗。
创作的结晶，是文学的森林；我喜爱书的整体，甚至喜爱书脊，但是我不喜欢各种流派标签。我想要的是像生活那样不分流派、不分等级的书。
“我喜欢沃尔特·惠特曼沃尔特·惠特曼（1819—1892），美国最伟大的民主主义诗人，美国自由诗的创始者。和马雅可夫斯基马雅可夫斯基（1893—1930），苏联诗人。他是诗歌语言的革新者，对20世纪世界诗歌的发展有很大影响。作品中的那种‘积极的英雄’，就是说，在他们的作品中人们会发现这类英雄没有任何固定模式，诗人让他不无痛苦地进入我们生命的深处，让他与我们分享面包和梦想。
“如果说我的诗有什么意义，那就是具有不肯局限在某个范围之内、向往更大空间的无拘无束的倾向。我的局限必须由我自己来超越；我绝不曾把自己限定在一种远方文化的框框里。我必须是我自己，要尽力像生我养我的土地那样伸展开来。本大陆的另一位诗人在这条路上给了我以帮助。我说的就是沃尔特·惠特曼这位我的曼哈顿朋友。
“在古代，那些最崇高、最严格的诗人，例如克维多克维多（1580—1645），西班牙诗人，西班牙“黄金时代”的伟大讽刺作家。，写诗时总加上这样的说明：‘效贺拉斯贺拉斯（公元前65—前8年），古罗马奥古斯都时期最主要的讽刺诗人、抒情诗人和文艺批评家。’，‘效奥维德奥维德（公元前43—公元18年），古罗马诗人。’，‘效卢克莱修卢克莱修（约公元前98—前55年），古罗马诗人、哲学家、思想家。’。而我，保持了自己的声音，并且跟一切生命体一样，这声音按照自己的本性日益增强。”
尽管诗人这些阐述并不系统，但从中已经完全可以了解诗人对于文艺，特别是对于诗的基本观点。
对这个问题，《拉丁美洲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中阐述得好：
“至于聂鲁达的艺术风格，很难将它划入某一个流派。如果一定要说他属于什么‘主义’，只能说他属于‘聂鲁达主义’，因为他的艺术风格是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象征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等各种流派互相结合的产物。”
而诗人对拉丁美洲诗坛的贡献之一，正是：
“兼收并蓄法国先锋派、西班牙谣曲、美国惠特曼的自由诗体和苏联马雅可夫斯基政治诗歌的优点，奠定了拉丁美洲20世纪诗歌的创作基础。”
至于什么是“聂鲁达主义”，那是一个大题目，是一个有待研究的、很有意思也很有意义的大题目。
聂鲁达被称誉为大海的儿子，也许是因为他的祖国智利，有长达4000公里的土地，面对着广阔的太平洋？也许因为，他来自人民，热爱人民，为人民、为劳苦大众写下了无数诗篇，他是人民之子，而人民就是那浩瀚无垠的大海？抑或是他一生为智利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和平幸福而奋斗，总是出航、返航，犹如不倦的航海者，他的一生就是一次壮丽的航程？
聂鲁达夫人马蒂尔德这样说：
“诗人的一生，是不同寻常的航海者的一生，他在精神上是个航海者，大海对于他就像空气一样不可或缺。他热爱大海，胜过一切。与其说他属于陆地，不如说他属于海洋。他永远向着欢乐，扬帆远航。”
聂鲁达总喜欢说自己是来自一个“寒冷的、小小的国家”（智利南端濒临南极），其实他确确实实是属于整个世界的。他是当代拉丁美洲最有影响的诗人之一，享有极高的国际声誉。他战斗的一生和他那“构成一个宇宙”的诗歌，代表了一个时代，也反映了一个时代。
在他一生中，即使到了晚年，聂鲁达也从没有落下远航的风帆。正是：
你只要上街，
便会看见我带着提琴，
随时准备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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