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快我坐着睡着了，酒精和焦躁让我一点点陷入麻木和昏睡。醒来时，口干舌燥，胃里不舒服，每咽一口唾沫都感觉刺痛。看看时间，十二点，我站起来打算上个厕所，然后睡觉。
推门出来，我愕然发现小璐坐在我刚才坐的座位上，一盏壁灯开着，光线落在餐桌上，小璐面前放着好几个大碗以及一个塑料袋。她冲我笑笑，我第一反应不是她笑起来很漂亮，而是这个时间出现在眼前的笑容异常恐怖——她还披散着长发。定定神，我看清桌子上的塑料袋里装满了豆子，红、黄、绿三种，小璐正在把豆子分开，一种放进一个碗里。我有点迷糊地问：“这么晚了还干活？”她看看我没说话。我发现所有这些豆子表面都有一种奇怪的光泽，作为稍懂古玩的人，我马上想到了“包浆”这个词，几乎要笑出来。我的猜测是对的，小璐对我说，这些都是她爸爸打发时间用的，好几年来，如果睡不着，他就把豆子给分开，要花好几个小时。然后她补充说：“我今天睡不着，可能是喝酒喝的。”我有点儿冲动地伸手抓住她的手腕，随即再一使劲，把她的手甩到一边，坚定地说：“别忙了，睡觉吧！”小璐顺从地站起来往房间走。她站起来那一刻我比较紧张，因为她如果说“还睡不着”，或者说“你再陪我说会儿话”，诸如此类，我不知道怎么应付，不知道从下午到现在积累了好几个小时的郁悒会演化成什么样的事物，是冲动，还是承诺，或者是近乎邪恶的发泄。
好在她朝她自己朝北的房间径直走过去，我往洗手间走，嘟囔一句：“你搞半天豆子我都没听到一点儿声音。”她回头朝我笑笑，在昏暗的光线中表情越发苦楚，窗外闪过的车灯的光芒让她的身影猛然出现在墙上，又消失。她没有光辉，只有一种信徒的重负挂在脸上，虽然我知道她没有像很多人那样，在生活不顺后皈依了这个教，那个教。她学古筝，在我造访的夜晚捡起了父亲打发时光的豆子，她正介于发泄和放弃自我之间的那个阶段。
堂姐下班回家时，我就注意到她手腕上空空如也，没有当下很多女性手上的装饰或手表。于是，在一个月后的五一长假时，我没和父母多说一句就跑到大伯父家，给他送上了两桶四斤装的原浆酒，心里嘀咕着“看你能喝多长时间”，同时送上了一块手表，说是给小璐的。大伯父、大伯母没多问我理由，我反而有点儿忐忑，补充说：“前几年小璐结婚生小孩儿我都没回来，这个小礼物算是弥补一下。”大伯父疑惑地看着我，我也觉得好像非常牵强，赶紧说：“这个酒很好，六十八度，保证你喝得好。”大伯父留我吃饭，我说中午安排好了，在我舅舅家，他说晚上到我家吃饭，我说要和我父母说一声。于是我打电话，父亲勉勉强强同意了，他不愿意麻烦自己的大哥，却又对我明显努力而主动地和亲戚们接触高兴。
晚上，两家人坐到一起吃饭。父亲、大伯父和我喝酒，小璐不喝。有父亲在，我立刻成了配角，听他们说话，对其中疑惑的人或者事提问。一顿饭以正常偏快的速度吃完，照例是酒后喝茶，母亲和大伯母一起收拾着，小璐则两头跑，一会儿去给她们搭手，一会儿到我们这边给茶杯添水。这一次，大家完全没有提到已经遥远得不复存在的堂哥和人生陷入深渊的小璐。一切都是泛泛而谈，拉家常。而我则能不说话就不说话，我又回到了十来岁时的状态，他们是大人、成年人，是主角，我是配角，旁观者，无足轻重，甚至注定了将要与此无关。
很快到了国庆，我一年内第三次和大伯父坐下来喝酒，大伯父为我的到来甚至准备了螃蟹。我给他带了两瓶酒和一条烟，自己临时买的，没有给小璐带任何东西，毕竟我们是平辈。父母没有和我一起来，他们到底还是鼓励我自己去和亲戚们相处过日子的。大伯父对此很不高兴，说我父母嫌弃他们。这也不是事实，他自己说着说着也觉得应该见好就收了。我们喝酒，在秋高气爽的正午坐在阴暗的客厅里聊着以往的事，拆迁之前，然后是20世纪90年代，20世纪80年代，20世纪70年代……大伯父的表述太凌乱了，我很多时候完全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小璐陪在一边，异乎寻常地沉默，我看到她手腕上的手表，我送的，她冲我笑笑，以示感谢，但没有一个字。
到了春节，在我即将回家前，父亲在电话里调侃我：“你要不要去你大伯父家？”我想了想说：“算了，没意思，你帮我送几件常见的礼物去他们家，说我没回家过年。”
我决定不再去大伯父吃饭喝酒了，可以说我嫌弃他们，也可以说我不想过多打扰他们。我真正的理由是和他们无话可说，我努力希望自己能够像生活在他们中间一样推门就进去，坐下来就吃喝，但是这一状况不仅不合现实，我内心也排斥。我得承认，在大伯父一家的事情上，在和小璐恢复堂姐弟关系的事上，我努力过，但是快速失败了，可以说我努力得还不够，但无法知道什么叫够，因为完全没有一个目标出现在眼前。好在，总有人是失败的，快一年了，我在单位里的处境依然没有好转，在诸多同事眼里，我是本轮人事调整权力斗争的失败者已是定论，我无所谓，总有人是失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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