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个例子所能说明的远不止于此。我们往往抱怨缺斤短两以及掺假的商品。要买的是一样东西，但拿到手的却是另一样。但是商品总是要卖的，如果有利可图当然更好。当卖主认识到这一点时，顾客已走到别处去了。许多年前m。李·皮雷访问英国时，发现那里的制造商很有商业道德。“他们展示的样品，”他很欣赏地说，“和他们托运到国外的货品在质量和数量上非常精确地一致。”
现在他还能说这话吗？关于制造商的堕落——装载的棉花里掺杂着陶土、淀粉、镁和锌，难道我们没有在公共法庭上听到过吗？我们曾看过装船，因此知道实际运的是什么货。棉花发霉变色再也卖不掉。霉菌是一种真菌，一旦淀粉变得潮湿，就在其上生长起来。中国是英制棉布的许多大市场之一，但是自从霉菌出现，与中国的贸易就绝迹了。
中国有句谚语是说“变戏法的不骗敲锣的”，中国人像我们一样也是行骗的行家能手。他们把铁屑放在茶叶里，并用水浸透丝绸，因此他们明白无误地知道自己是在欺骗别人。“后果是，”在基福的英国领事说，“我们的纺织品落下恶名。美国的钻机虽然比英国的要贵40％，但是正在把英国货赶出市场，我们不再被信任。英国牌子过去是货真价实的保证，但现在不再是这样了。”
印度的情况也一样。英国棉布不能洗。当陶土和淀粉被洗涤干净时，棉布变成了破布片。印度人种植棉花，他们是聪明的工匠，有灵巧的、富有创造力的手指，纺出的线像曼彻斯特的工人纺出的一样光滑。印度的资本在积累，许多工厂已经建成，现在印度人可以为他们自己而生产了。
在工业制造区，所有这些都无人不知，并在公共集会上广为谈论。变更尺寸、用淀粉处理、在棉布里掺上陶土，任何一个地方都知道这种勾当。麦勒先生公开谴责在商品中掺假的制造商。他们似乎认为，除了他们自己，全世界的消费者都是傻瓜。他提到一位工程师的例子，在他穿越印度洋时，披着用麦斯林纱装饰的穆斯林头巾。“它是英国产的吗？”有人问他。“不，它产自瑞士，英国货弄得我手指黏乎乎的，很讨厌。”这说明了我们是如何丢掉我们的生意以及怎样碰到倒霉时光的。
美国的棉制品在伦敦、曼彻斯特及其他北方地区销售，相当有利可图。印度的棉制品销往中国、澳大利亚，尽管孟买的纱线比英国的原纱价格要贵。但现在，印度本地的棉布产量已经相当于曼彻斯特销往国内外的产量之和。这难道不是令人吃惊的事实吗？我们现在正对我们的工匠进行技术培训。而如果有了欺骗与说谎，技术培训又能顶什么用呢？一位年轻的妇女买了一轴标为250码长的棉线，当她实际用时发现只有175码长，那么她会怎样看待国人的信誉呢？
公众、公共道德和政治原则的堕落是无可否认的。当杜庞男爵约百年前访问英格兰时，他用敬佩的目光看着我们那些勇敢、智慧、生气勃勃的商界人士。“支撑他们国家工商业霸主地位的不仅仅是勇气、聪明和活力，这远不是他们的才智和节俭所能达到的，最重要的是他们的诚信无欺。一旦有一天，英伦三岛的市民丢掉了这些传统美德，我可以有把握地说，虽然英国有最强大的海军保护，在外交上有远见卓识且积极地拓展空间，政治科学无比精深，但是它的贸易船队将逐渐衰落，从各个港口被驱逐回来，终将很快地从如今铺满黄金的海面上消失。而正是靠着大海，用以货易货的方式，这3个王国以工业品换取了这些金银财宝。”
寻找规避之法无疑是对竞争的敏感反应，也是对政府在通向自由生产之路上设置的障碍的应对之策。制造商被各种严格的法律束缚住手脚，其中有些法律很有进步性，例如把妇女和儿童从煤窑工场中解放出来以及缩短劳动时间等。但是工厂法似乎有些过分。肯特森先生在利兹说，在工厂法案通过后，国内的几家工厂差点都倒闭了。比利时从英国引进了小尺寸的钢铁棒材的生产，因为在生产中可以雇佣年龄小的男工。小型引擎曾经是英国外贸的重要产品之一，但现在都在法国和比利时生产。他指出，通过这种方法，国会正在使英国的各种行业绝迹，并且由于这些行业要自行承受损失，不公平的程度更加扩大。另有人在一次会议上说，虽然在兰开郡遍布工厂，但他的公司却从比利时进口铸铁，因为那儿的价格比英国更便宜。
工厂主们不仅深受法律束缚之苦，更饱受罢工之害。每当生意刚有些起色，工人们便开始罢工要求更高的工资。工厂被关闭，炼铁炉被倒空，建筑停下来，一切陷入停顿。我们把可以采取的手段和机会都抛在一边，而外国人却利用我们不顾后果的鲁莽行为大发其财。工人们把他们的雇主看成天生的敌人，这不仅是不幸，简直具有毁灭性。
但是工人们制造出产品的质量又如何呢？当人们在工作中倾尽心智之时——也就是他们以产品质量为荣之时——他们的工作就如乔叟在本章开头所描述的那样——“唯有安宁专注，心情如一，事方可谐。”但现在又如何呢？磨洋工一样工作——不用技巧，不加用心，缺乏精益求精的精神。后果呢，隧道常崩塌，铁桥常垮塌，大楼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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