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年，正月初七，献帝下诏改年号为建安。自灵帝以来年号频繁更换，有时一年换了三个年号，一般人很难记住，到了这时才算稳定下来，建安这个年号使用了20多年。
建安元年（196）春天，献帝仍滞留在大阳。护驾的各位首领内讧继续扩大，韩暹攻击董承，董承不敌，逃到河内郡找张杨搬救兵去了。白波军另外一个首领胡才联合杨奉又来攻击韩暹，被献帝劝阻。
几路人马势均力敌，谁也不服谁，但谁也无法一口把对手吃掉，未来怎么办？个个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献帝能做的就是给各地有实力的人写诏书，让他们到大阳来迎驾。
献帝现在能想到的有刘表、陶谦、刘虞、刘焉、袁术等人，献帝不喜欢袁绍，但他的势力最强，又离这边最近，想必也给他写了。还有一个人，献帝一直怀有好感，很想让他来，只是不知道他现在的情况怎么样，这个人就是吕布，吕布奉献帝的诏书亲手杀了董卓，给献帝留下了美好印象。献帝也给吕布写了诏书，诏书是献帝亲自写在一块木板上的，听说吕布在兖州、徐州一带，就派人前往那里试试。
都想到了，唯一漏掉的人是曹操，这是为什么呢？
不是献帝对曹操的实力有怀疑，也不是他对曹操怀有敌意，朝廷已经任命曹操为兖州牧，承认了他的实力和合法身份，成见是不存在的。只是在当时很多人看来，曹操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势力，他是袁绍集团的一部分。曹操这种身份上的尴尬存在了很多年，从起兵到现在，袁绍不仅表奏了曹操的职务，还给人给钱，曹操遭遇失败时都是找袁绍避难，遇到困难时也是向袁绍求援，从这一点上看，大家可能会觉得曹操的地位跟臧洪等人差不了太多。
诏书派人送到了各地，最先来到大阳的是袁绍的特使郭图。袁绍确实离这里最近，按说不等献帝的诏书他应该主动来，但他最近很忙，还有点闹心。
袁绍现在不在邺县，还在东武阳，他目前处在南北两线同时作战的艰难局面。东武阳当时还在臧洪手中，袁绍不肯撤兵，非把臧洪抓起来不可，所以亲自在那里督阵。这段时间公孙瓒在北面也频频给袁绍制造麻烦，他大修易水防线，袁绍不敢等闲视之，命令麹义配合刘虞的儿子刘和以及刘虞的旧部鲜于辅等攻击公孙瓒。
袁绍的主力全部压在这两条战线上，没有富余人手。在对待献帝的感情上袁绍也大有问题，他对当今天子多有不恭，不仅多次试图另立他人，而且扬言天子的血统有问题，不是合法继承人。对于这些，献帝肯定早有耳闻，所以对郭图一行态度也较为冷淡。
双方没有商谈下一步如何行动，郭图到大阳看了看就走了。但是，在郭图看来献帝此时已走投无路，如果得不到妥善安置，就有可能落于他人之手，比如袁术，或者刘表，甚至是吕布和刘备，到那时候将对袁绍集团更加不利。所以郭图回到东武阳前线向袁绍报告此行情况时，建议把献帝一行迎接到邺县来，然而这个建议被袁绍否决了。
这是一种说法，还有一种说法是提出迎接献帝来邺县建议的是冀州本土派人士沮授，他对袁绍说：“将军一家几代人辅弼朝廷，累世倡导忠义。现在朝廷遇到困难，宗庙毁坏，各州郡嘴上说起兵为了行仁义，而内心里真实的打算是如何灭了别人，没有人考虑皇帝的安危和百姓的死活。现在冀州初定，可以迎请大驾，来邺县临时安都。”
沮授还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到那个时候，就能以天子为旗帜号令各地的实力派，再积蓄兵马，谁不服就收拾谁，谁还能打败我们？”但这个想法遭到了不少人的反对，前面说是主张迎请献帝的郭图就是其中一位，支持他的还有老将淳于琼，他们的理由是：“汉室陵迟，为日已久，现在要重新振兴，那是多么困难！现在各路英雄据有州郡，个个人多势众，正所谓秦失其鹿先得者为王。如果迎接天子到自己身边来，以后干什么事都要先请示报告，如果听天子的就削弱了自身的权力，不听天子的就是违命，这实在不是什么好主意。”
一般都认为郭图、淳于琼这番谈论属于目光短浅，只看到眼前的一点，没有着眼于长远，结果让袁绍错失了一次“挟天子而令诸侯”的好机会。但是，如果真从更长远的眼光看，他们的观点也并非全无道理，“挟天子而令诸侯”固然风光，也会带来严重的副作用。
大家都看到了天子是一个“奇货”，掌握天子就拥有了发号施令的权力，谁反对自己形同于反对朝廷。但问题在于，当今天子不是三岁孩童，已经举行过加冠礼，按道理应该亲政而不是当摆设。
当今天子聪明睿智，经历了很多坎坷曲折，得到了历练，面对凶残的董卓和强悍的凉州军他都能无所畏惧，有勇有谋，这样的天子不是能轻易玩弄于股掌之上的。郭图、淳于琼的话没错，有事你向天子汇报不汇报？不汇报，说你专权。汇报了，天子一高兴，来个指示什么的，执行不执行？不执行，就会跟天子发生冲突，那奸臣的罪名就背定了。如果敢加以谋害，那就更惨了，不管你以前多么英名盖世，也不管你确实做了多少好事，你都将登上历史的恶人榜，子子孙孙都不能翻身。
所以，看着是妙手，却很容易下成臭棋。
把天子接来之前，必须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要么真心实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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