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虽名噪整个欧洲，但仍保留着我最初的那种种淳朴的志趣。我对一切党派之争、钩心斗角深恶痛绝，这使得我保持了自己的自由和独立，使得我除了心灵的种种依恋而外别无牵挂。我单寒羁旅，身居异国，离群索居，没有家庭，只恪守自己的原则和义务，因此我矢志不移地沿着正直的道路走着，绝不阿谀奉承或宽容照顾任何人而损及正义与真理。此外，两年来，我隐居乡间，不通消息，不去交际，对一切都一无所知也毫不想知，所以，虽住在离京城只有四法里的地方，但由于自己的漫不经心，我仿佛是置身于被大海阻隔的提尼安岛上一般。
格里姆、狄德罗、奥尔巴什恰恰相反，他们置身于旋涡的中心，生活在最上流的社会里，交游甚广，几乎平分了其中的各个领域。达官显贵、才子文人、法官、女人等等，他们都能串通一气，到处让人听从他们的摆布。大家大概已经看到这种地位给这三个人联合起来对付处于我这种劣势的第四个人所具有的优势了。的确，狄德罗和奥尔巴什不是——至少我不能相信是——策划阴险毒辣阴谋之人，因为他们一个无此险恶用心，另一个没有这个能耐，但是，正因为如此，他们才配合得更好。格里姆独自在脑子里琢磨方案，只把其他二人需要知道以便付诸实行的部分告诉他俩。他对他俩的巨大影响使得这种配合变得易如反掌，而且全部阴谋的收效与他高人一等的才能是相称合拍的。
正是凭借这种高人一等的才能，他才感觉到他从我们各自地位之不同中所能获得的优势，拟订了彻底毁掉我名声的计划，并给我冠之以另一种截然不同的名声，而且还不累及自己：他们先下手在我周围筑起一道黑墙，让我不可能看透他们的阴谋诡计，无法拆穿他们。
这一手是挺难搞的，因为必须在应该助他们一臂之力的人面前掩盖自己的不义行径，必须欺骗正直的人们，必须把所有的人都从我身边拉走，不让我有一个朋友，不论是有地位还是没地位的朋友。我说什么好呢！反正不得让一句真话传到我的耳朵里。如果有这么一个仗义之人跑来对我说：“您充什么道德君子？人家可是那么对待您的，而且大家都是据此来评判您的，您还有什么好说的呢？”那么，真理就胜利了，而格里姆也就完蛋了。他知道这个，但他深明己心，而且对他人的能耐也估计得很准。我为人类的荣誉而感到恼火：他竟算计得这么准确。
他在暗中行走，为了稳重起见，脚步就该放慢。他照计行事已有十二年之久，而最困难的事还有待完成，那就是蒙骗整个社会。社会上有一些人眼睛比他想象的还要紧紧地盯着他。他害怕这个，所以还不敢把自己的阴谋诡计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但是，他找到了把强大势力拉进来一起搞他的阴谋的不犯难的办法，而这股势力是可支配我的。他有恃无恐，往前走时风险就小多了。这股势力的喽啰们通常是不以正直自诩的，更谈不上什么光明磊落，所以他也就无须再担心有什么好心人会走漏风声。他特别需要的是让我蒙在鼓里，始终不让我知道他的阴谋诡计，因为他很清楚，不管他如何机关算尽，我也能一眼看透的。他最大的花招儿就是一面诋毁我，一面还装出爱护我的样子，给他的背信弃义披上豪爽仗义的外衣。
我通过奥尔巴什那帮人的暗中指责，感觉出这个阴谋已初见成效，却无法得知，甚至也无法推测到底指责我些什么。德莱尔在他一封封信中告诉我说，有人在把脏水往我身上泼。狄德罗更加神秘地也对我说了这样的话。而当我向他俩追问清楚的时候，他们都只说是上面提到的那几大罪状。我感觉到乌德托夫人的一封封来信，逐渐地对我冷淡了。我不能把她的冷淡归罪于圣朗拜尔，因为他仍继续以同样的友情在给我写信，甚至归来之后还来看过我。我也不能把过错归到自己身上，因为我俩分手时都好好的，而且分手之后，除了我搬出退隐庐之外，我这方面又没出过什么差错，再说，我搬出退隐庐她也认为是必要的。因此，这种冷淡，她虽不肯明说，但我已心领神会，这弄得我莫名其妙，使我对一切都深感不安。我知道她是顾虑她嫂子和格里姆，因为他俩与圣朗拜尔关系甚好。我担心他俩在捣鬼。这种惴惴不安又捅开了我的伤口，使我写起信来毫不客气，竟致使她讨厌我的信了。我隐隐约约地瞥见无数残酷的事，可又看不确凿。我身处一种对于一个浮想联翩的人来说最不堪忍受的境地。要是我完全孤独，什么事都不知道的话，我可能还平静些。可是，我的心仍有所依恋，我的仇家便抓住这一点对我加以攻击，而透进我退隐之所的微弱的光亮，也只能让我感到人们瞒着我在干一些神秘卑鄙的勾当。
我毫不怀疑，我真是要被这种过于残酷、过于难忍的痛苦压垮了，因为这与我开朗、坦诚的天性相冲。我无法掩饰自己的感情，因此也就非常害怕别人向我隐瞒感情，所幸，我还是遇到一些有趣的事，我的心也就不由自主地被牵挂住了，从而得到了有益的排遣。狄德罗最后一次来退隐庐看我的时候，跟我谈起达朗贝尔在《百科全书》中写的那个“日内瓦”条目。他告诉我说，这个条目是同上层的日内瓦人商定的，目的是在日内瓦建一座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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