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有伯兰维尔夫人的恶意挖苦，但这次宴请对我仍有很大的好处，我非常庆幸，没有予以拒绝。我从中不仅看到格里姆和奥尔巴什那帮人的阴谋诡计根本没有把我同我的旧相识们离间开来，而且更使我欣喜的是，我还看出乌德托夫人和圣朗拜尔的感情并没有像我想象的那样有大的改变。我终于明白了，圣朗拜尔之所以让乌德托夫人离我远点，更多的是出于醋意，而非鄙夷。这使我感到安慰和宽心。我既深信自己不是我所景仰的人们的蔑视对象，我也就更有勇气、更加成功地尽力克制自己的内心情感。如果说我并未完全彻底地扑灭一种有罪的和不幸的痴情的话，那我至少很好地克制住了我余下的情火，以至自那以后，我再也没有犯过一次错误。乌德托夫人仍要我继续誊抄稿子，而且我的作品一出版，我便继续寄赠给她，这使我从她那儿不时地能收到一些口信和短笺，虽然无足轻重，但殷勤亲切。她甚至还有进一步的表示，大家后面就会看到。而且，我们仨在断绝交往之后的相互间的行为举止，可以充当正直的人在不宜再见时如何分手的楷模。
这次宴请给我提供的另一个好处是，人们在巴黎都在谈论它，这就使我的仇敌们到处散布的谣言不攻自破了，他们硬说我同参加宴会的所有那些人，特别是同埃皮奈先生，都彻底地闹翻了。我离开退隐庐时，曾给埃皮奈先生写过一封十分诚挚的感谢信，他还回了我一封也很彬彬有礼的信。我同他以及他哥哥拉利夫彼此仍旧礼尚往来。拉利夫甚至还来蒙莫朗西看过我，还把他的版画寄过给我。除了乌德托夫人的小姑子和嫂子而外，我同这家人没有一个相处得不好的。
我那封《致达朗贝尔的信》获得了很大的成功。我所有的作品都曾获得很大的成功，但这一次的成功对我更为有利。它告诉公众，别相信奥尔巴什那帮人的流言蜚语。在我搬去退隐庐的时候，那帮人以其惯常的自以为是的态度预言，我在那儿待不了三个月。而当他们见我在那儿待了二十个月，而且在我不得不离开那儿的情况之下，仍旧把居所定在乡间的时候，他们便硬说我纯粹是出于执拗，说我其实在乡下烦闷得要死，只是生性傲气，宁愿吃尽执拗之苦而死在乡下，也不愿意服软，回到巴黎。《致达朗贝尔的信》中透着一股心灵的温馨，大家都觉得根本就不是装出来的。要是我在乡下坐卧不安的话，我的笔调会流露出来的。我在巴黎时所写的所有作品中，都笼罩着一种愤懑不平的情绪，而在我于乡间写的第一篇作品中，这种情绪便不复存在了。对于善于观察的人来说，这一点至关重要。大家都看见了，我在乡下真是如鱼得水。
然而，正是这个作品，尽管满纸温馨，但由于我的愚笨和一向倒霉，竟为我在文人中间又添了一个新的敌人。我在波普利尼埃尔先生家就认识了马蒙泰尔，后来，在男爵家，我俩关系进一步加深。马蒙泰尔当时在主办《法兰西信使》杂志。由于我一向高傲，不愿把自己的作品寄给期刊撰稿人，而这一次我却偏偏寄了，可又不愿让他认为我是把他视作期刊撰稿人才寄给他的，也不愿让他在《法兰西信使》上谈到这篇作品，所以我就在赠书上写明不是赠予《信使》主编，而是赠予马蒙泰尔先生本人的。我以为这是对他的极漂亮的恭维，可他却认为这是对他的极大侮辱，因此他便成了我不可调和的敌人。他写了一篇文章驳斥我的那篇作品，写得彬彬有礼，但怨情溢于言表。所以从那时起，他便从不放过任何机会，在社会上贬损我，并在他的作品中间接地抨击我。可见，文人易动肝火的那种自尊心有多难伺候，在恭维他们的时候，千万小心，别夹杂着任何哪怕极小的模棱两可的意思。
我在各方面都平静下来之后，便利用闲暇和我所处的独立自由，更加有恒心地重新整理我的作品。这年冬天，我弄完了《朱丽》，把它寄给了雷伊，他于第二年将它印了出来。不过，这项工作仍旧被一件小小的、却是挺不愉快的分心事给打断过。我听说有人正准备把《乡村占卜者》重新搬上歌剧院舞台。我看到那帮人竟肆无忌惮地支配我的东西，非常气愤，便重新拿起我曾寄给阿尔让松先生而未见其答复的那份备忘录，修改一番之后，连同一封信，烦请驻日内瓦使节赛隆先生转交给接替阿尔让松先生主管歌剧院的圣佛罗兰丹伯爵先生。圣佛罗兰丹先生答应给我个回音的，却未见下文。我把我所做的写信告诉了杜克洛。他与“小小提琴手们”谈了，他们没有说把我的歌剧还给我，而答应把长期入场券还给我，其实，我已不再可能享用它了。我看到自己无论在什么方面都休想得到公平，便把这事给撇下了，可歌剧院的主管既未答复我的申诉，也不听我的理由，仍继续像是使用自己的东西似的占用《乡村占卜者》，以其牟利。
自从摆脱了那帮暴君的桎梏之后，我便平静而愉快地生活起来。我虽不再享有极其强烈的依恋情趣的魅力，但我也挣脱了这种枷锁的禁锢。我厌烦透了我的那些所谓的朋友，他们拼命地想支配我的命运，让我不由自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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