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感到所有这些施舍都让人很难堪：我很揪心，一句话也没说，而瓦朗夫人对这建议没有提议人那么热心，只是说，对于善行义举，各人都得尽力而为，她将找主教谈谈这事。但是，那鬼家伙担心她按她自己的意思去说，再者，他在这件事情里，还有点小便宜沾沾，所以便先跑去通知神甫们，跟这些善良的神甫都说通了，以致当瓦朗夫人不放心我去那儿而去找主教谈时，发觉事情已经定了，而且主教当时就把我此行的一点点盘缠交给了她。她不敢坚持要我留下：我已经大了，像她这么大年岁的女人把一个男青年留在身边是不成体统的。
我的旅行就这样由关怀我的人给安排好了，我只好服从，我甚至并无太大反感地就照办了。尽管都灵比日内瓦远，但我猜想，作为京城①，它同阿讷西的关系比同一个不同宗、不同教的外国城市要更密切。再说，我是遵从瓦朗夫人之命前去的，所以我认为自己仍旧是在她的指引下生活，甚至胜于在她身边生活。再有，长途旅行很能满足我已经开始形成的漫游的癖好。我觉得，我这么大的人，翻山越岭，攀上阿尔卑斯山山巅，俯视自己的伙伴们，真是美极了。对一个日内瓦人来说，四处看看是一个不可抗拒的诱惑。因此，我答应了。那个乡下人两天之后便要同他妻子一起动身。我被托付给他们，一路上照顾我。我的钱也交给了他们，其中包括瓦朗夫人在千叮咛万嘱咐的同时，偷偷塞给我的一小笔钱。复活节前的星期三，我们便上路了。
我离开阿讷西的第二天，父亲同他的一个叫里瓦尔的朋友寻我来了。里瓦尔先生同父亲一样，也是钟表匠。此人聪颖过人，很有学问，作的诗优于拉莫特②，口才同后者也几乎不相上下，为人十分正派，但其文采未能得以发挥，只是把自己的一个儿子培养成了喜剧演员。
这两位先生见了瓦朗夫人只是同她一起为我的命运长吁短叹，并没有去追赶我。他们骑马，我步行，很容易就能追上我的。我舅舅贝尔纳也是同样情况。他来过孔菲格农，知道我在阿讷西，便回日内瓦去了。我的亲人们似乎在同我的星宿串通一气，把我交给等待着我的命运。我哥哥就是因为类似的漫不经心而不知去向的，至今谁也不知其下落。
我父亲不仅是一个诚实的人，而且为人极其耿直。他有着一颗造就伟大美德的坚强心灵。此外，他还是一位好父亲，尤其是对我。他很疼我，但他也喜欢自己玩乐。自从我远离他之后，其他的一些爱好有点冲淡了他的父爱。他在尼翁又结了婚。尽管继母已超过给我添弟弟妹妹的年岁，但她还有亲戚。这就组成了另一个家庭，有了另一种目标，过起了新的日子，所以父亲就不再常常思念我了。他老了，而且没有多少钱来养老。我哥哥和我，我们有母亲留下的一点财产，其收益在我们远离时应该归父亲所有。父亲并不是主动想要这笔钱的，而且这并不妨碍他履行他的职责。但是这种念头在不知不觉之中发生了作用，连他自己也没有觉察出来，以致有时冲淡了他的热情，要不然他是会更疼爱我的。我想，这就是为什么他起先找我找到阿讷西，可又没有追到尚贝里，他肯定会在那儿找到我的呀。这也是为什么我出走之后，常去看望他时，我总是获得父亲的爱抚，却不见他竭力留住我。
我十分了解父亲的温柔和品德，他这么做，使我反省了自己，对我保持心理健康起了不少作用。我从中得到一个很大的道德准则，也许是可用于实际的唯一准则，那就是避免使我们的义务与利益相冲突的情况发生，避免使我们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的情况发生。我相信，如果不避免这些情况的发生，不管你是多么诚挚高尚，迟早都要不知不觉地气馁颓败，而且，尽管你内心依然公正善良，但实际上却变得不义和邪恶。
这一准则铭刻在我的内心深处，而且，尽管稍嫌晚了点儿，但仍贯穿在我所有的行为之中。它是使我在公开场合，特别是在熟人中间，显得最古怪、最愚蠢的众多准则之一。大家责怪我想别出心裁，标新立异。说实在的，我既不怎么想做得与他人一样也不想不一样，我只是真心实意地想做好事而已。我总是尽力避免使我的利益与他人的利益相违背的情况发生，免得对他人的不幸产生一种虽不是有意但却是窃喜的心情。
两年前，元帅大人①想把我写在他的遗嘱上，我拼命反对。我对他说，我绝不列入任何人的遗嘱里，更不想列入他的遗嘱中。他依了我：现在，他想给我一笔终身年金，我没有反对。有人会说这么一来对我更合适；也许是的。但是，我的恩人和父亲啊，如果我不幸死于您之后，我知道，失去您，我就失去了一切，我也就一无所获。
我看这就是好的哲学、唯一真正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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