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不久，我又遇上一个我未曾料到的对手，就是里昂的那个博尔德先生。十年前，他对我非常友好，还帮过我不少的忙。我没有忘记他，但因懒惰而怠慢了他。我没有把自己的那些作品捎给他，因为没有找到便人捎带。这的确是我的不是。他抨击我，但还算客气，我也客客气气地回击他。后来，他的口气硬了，我也硬邦邦地写了一篇辩文。自此之后，他便再没有吭声，但他成了我最凶狠的敌人，抓住我落难的机会，写了一些恶毒的诽谤文章攻击我，还专门去了一趟伦敦，想加害于我。
这场大论战占去了我大量的精力，浪费了大量抄乐谱的时间，对真理并无助益，对我的钱袋也无所补。我当时的书商比索付给我的小册子的稿酬总是少得可怜，而且常常是一分不给，譬如，我那第一篇文章，我就没拿到一个子儿，是狄德罗白送给他的。即使付的那一点点稿酬，也且等着哩，而且还得一点点地去讨。与此同时，抄乐谱的活儿也不景气。我身兼两职，这么一来，哪一桩也没干成。
这两种行当还有一个极相矛盾的地方，因为它们迫使我采取不同的方式生活。我最初作品的成功使我成了时髦人物，而我选定的职业又在激发人们的好奇心。大家想认识一下这个怪人，他不攀龙附凤，别无他求，只想按照自己的方式自由自在地生活。这么一来，他原先的设想就实现不了了。我的屋里来者不断，他们以各种借口前来挤占我的时间。女士们想出成百上千的鬼点子请我吃饭。我越是粗暴无礼，人们就越是死缠住不放。我又不能拒绝所有的人。我一面因拒绝而招致无数的敌人，但又总是因碍于情面而任人摆布，因此，不管我如何对付，反正我每天没有一个小时是属于我自己的。
于是，我便感觉到，要过清贫独立的生活，并不总是像人们想象的那么便当。我想靠手艺过活，但公众不愿意。大家想出了千百种小花招来弥补他们使我失去的时间。不久，我就像个木偶小丑似的，几个小钱就让人看一眼了。我没见过有比这更加卑劣、更加残忍的奴役了。我看得出，没有别的办法，只有一概拒收礼物，不论大小，也不论是谁所赠。这么一来，馈赠者反而更多了，他们想迫使我收礼好洋洋自得，想逼使我无可奈何地欠下他们的人情。有的人，如果我去求他们的话，他们也许一个埃居也不会给我的，可不求他们，他们反而讨厌地一个劲儿地给我送这送那，而一见我拒收，便欲报复，骂我傲慢无礼，不知好歹。
大家一定猜想得到，我所作的决定，以及我想遵循的准则，是不合勒瓦瑟尔太太的意的。她女儿尽管并不锱铢必较，但毕竟不会违拗母意。因此，如同戈弗古尔先生所称呼的这两位“女总督”便不总是像我那样坚决地拒收馈赠了。尽管她们有许多事瞒着我，但我仍看出不少苗头，知道她们在背地里捣鬼。这使我很苦恼，倒不是因为明摆着别人会骂我是与她们串通好了的，而是想到自己在这个家里竟然不能做自己的主。我哀求，我苦劝，我发火，但全都无济于事。妈妈说我是个老讨嫌，暴戾鬼。她同我的朋友们老是嘀嘀咕咕的。在我的这个小家庭中，一切对我来说都是谜，都是秘密。为了免得老怄气，我不再敢打听家里的事情了。为了摆脱所有这一切烦恼，就必须横下一条心来，可我又做不到。我只会吵吵，却不见行动。她们便任我去说，自己仍旧我行我素。
我被迫忍受的这没完没了的纠纷和每天每日的烦扰终于使我感到这个家以及在巴黎的逗留很不对味了。当我健康状况允许我出门，并且不是被熟人拖着去这儿去那儿的时候，我便独自一人去散步。我在沉思默想着我那伟大的计划，用总是随身带着的拍纸簿和铅笔记上一点自己的所思所想。这就是我所选定的职业所产生的未曾料到的困扰，如何由于排忧遣愁而又完全把我扔回到文学上来，也是我如何把促使我写作的那份恼怒烦闷带到了我初期的作品中来的。
导致这种病况的还有一个原因。我无可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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