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德勒不再根据梦，而是根据lún_lǐ来考虑事情后，便提出共同体感觉中的“共同体”或之前我们提过的“整体中的一部分”理论中的“整体”与现实中的共同体是不同的。对于战争神经症以及战争神经症的对待处理方式，也按照论理来做出理性的判断。
通常，人属于多个共同体。当眼前所属的共同体利益关系，与更大的共同体利益关系相冲突时，应该优先考虑更大的共同体利益关系。当我们需要决定患有战争神经症的士兵们康复后的去处时，如果我们考虑到了超过国家层面的、更大的共同体利益关系的话，就不会因为士兵们病好了就把他们送回战场。
站在这个观点考虑问题时，对于共同体的要求、比如这种情况下你被要求为国家而战时，有时还须说出“不”来拒绝。我们在前面分析过，阿德勒所说的共同体，不是现实中的共同体。认为无条件遵从国家命令的行为就是“善”（=好）的想法并不是阿德勒所说的共同体感觉。
阿德勒的友人、作家菲利斯·伯顿在见到阿德勒之前，期待见到一个“像苏格拉底一样的天才”。（霍夫曼《阿德勒的一生》）然而，见到真人后发现他只是一个普通人，并没有说出什么特别的内容，不禁对阿德勒失望。但是，当他听到阿德勒谈论战争时，伯顿幡然领悟到阿德勒的确不是一个普通人：
“当我第一次接触到阿德勒对于战争的观点时，不禁联想到了苏格拉底。公元前404年，雅典人投降，持续了27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终于结束。之后，没过多久是由反民主派的30人政权执政。该政权主要成员均为柏拉图的亲戚们，对于23岁的柏拉图来讲，似乎是一个参政的绝佳机会。”
然而，这个政权却变成了以斯巴达势力为后盾的独裁政权。反对派和疑似反对派的人一个个都被捕入狱被判死刑，变成了一个恐怖政治。30人政权命苏格拉底和其他四个人一同去萨拉弥斯（is）强行带回一个叫雷恩的无辜的人。他一旦被带回来，就会被判处死刑。苏格拉底是怎么做的呢？其他四个人去萨拉弥斯带回了雷恩，只有苏格拉底拒绝执行这个不合理的命令，径自回了家。
“死亡对我来说一点都不是问题。我这是在用我的行动、而不是用语言——希望这个话不要听上去太粗暴——表达我尽全力坚持的做事原则，即人绝对不能做不正当、不义之事。”（柏拉图《苏格拉底的申辩》）
第二年，30人政权被民主派的反对派用武力推翻，苏格拉底说要不是该政权及时被推翻，否则死的就是自己了。虽然苏格拉底有时候会遭人误解，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他不是一个毫无原则地遵从和执行国家命令的人。
就这样，雅典恢复了民主制度，不料，os为后盾，告发了苏格拉底。苏格拉底被判死刑。要知道，这可是为了保护遭遇亡命不公命运的民主派支持者雷恩而不惜性命来保护的苏格拉底呀。正义之士苏格拉底，以国法的名义被处死。苏格拉底所说的“不正当、不义之事绝对不可为”的“正义”，并非国家的正义。苏格拉底主张，遵守自己所属的国家之法律并不是高于一切的最重要的选项。
阿德勒不再把那些患有战争神经症的士兵们看成是为逃脱战争这一课题才得病的，同样，为不正当的权利支配而烦恼的人、核电站爆炸事故后被迫离开长年居住的故乡而患上了心病的人，我们不能把他们视为只是单纯逃避课题的弱者。阿德勒要是活在当下，就像苏格拉底保护雷恩一样，肯定会与那些最根本原因——“不正”战斗到底吧。
共鸣（ree）
本章中提及，他者是和自己一样具有自由意志的存在，无法用蛮力强行支配。话虽如此，也不能把自己化成无，去迎合他人。自己和他者并不无关，离开和他人的关系，人是无法活下去的。那我们能不能谁都不去支配、也不受人支配、坚持自己的同时，与他人建立关系呢？
有些事情我们无法强迫他人，那就是爱与尊敬。“爱我吧”“尊敬我吧”。我们无法强迫他人来做这些。我们能为了成为一个值得受他人喜欢和尊敬的人，做出与之相符的行动，但是，仅此而已。他者如何看待自己，如前面所述，这不是我们自己的课题，而是他者的课题，既没法让他者爱上自己也无法让其尊敬自己。既然我们无法用强迫的方式和他者接触，那么接触他人的正确方式应该是什么呢？
森有正说道：
“里尔克的名字在我内心深处引起了共鸣，我突然毫不犹豫地、明明白白地悟出了我真正希望的是什么、究竟离它有多远等。”（《旅途中的天空》）
此处，需要注意的是，森有正将里尔克对自己产生的影响定义为“共鸣”（ree，我内心的共鸣）。即不是支配、被支配的关系，而是两个人处于完全独立的立场上，在对方心中产生共鸣。
我们在后面会谈及“给予勇气”，所谓“给予勇气”，并不是这个词表面上所表达的那样给他人勇气的意思。阿德勒说，勇气这东西只能靠自己从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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