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重新获得的能力会达到什么程度呢？如果康复训练只是为了恢复功能而进行的，那么一旦发现没有恢复的希望，医生和患者很有可能就会中断、放弃这个训练。然而事实上，我们不能因为看不到希望而中断康复训练。
因脑梗塞而倒下的免疫学者多田富雄，说有一天他的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想法。（《寡言少语的巨人》）手脚的麻痹源于脑神经细胞的死亡，因此再回到原状是不可能了。“功能恢复”，不是指神经恢复到原状态，而是是创造出新的神经细胞。多田说，这是另一个自己、一个崭新的自己诞生的过程。自己现在是一个脆弱、迟钝的病人，但是体内蕴含着无限可能性，一个崭新的多田在体内胎动。这是一个不受任何束缚的沉默的巨人。虽然原来的自己已无法恢复，但是，新的生命即将在体内破壳而出。多田说自己要努力享受这一过程。
生病固然会失去很多东西。但是，即便很难恢复时，人体还是有潜力创造出新的人。我们需要每天做出努力，好让刚刚睡醒的新人不再睡去。
伙伴的存在
多亏生病，我意识到了“伙伴”的存在。要是没有生病，那么我可能都没注意到这一点。当时我在两所学校讲课。我跟他们联系，告诉他们我住院了，其中一所立即将我开除。另一所却说，“不管什么条件都行，您一定要回来啊！”当时还不知道病情会怎样，但我听到这句时暗暗想一定要再次站到讲台上。
获知我住院消息后，很多朋友百忙之中不远千里来医院看我，对此我心中很是过意不去，但，同时觉得，活着真好。妻子每天都到医院来看我。生病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对此我一直都持有反对态度，想生病怎么可能会有什么好处。然而，当我发现原来有那么多人都在真心祈愿我早日康复时，我的想法改变了。
病者对他人的贡献
即使这样，我还是觉得自己给很多人添了麻烦而感到过意不去。
直到有一天，我想到一件事。如果我们的立场反过来，朋友住院了，我也会顾不上拿起东西就去医院看他，而且也不会嫌麻烦。去看望别人时，如果对方露出难色嫌我打扰，那我就会马上离开。但不管怎样，去不去是由探望的人决定的。这一点，住院的病人是无法左右的。
我还注意到一点，即使因为生病什么都做不成了，但是，仅仅是活着，也算是一种贡献。站在一个探望病人的人的角度考虑时，病人不管是什么状态，只要得知他还活着，那么就会感到欣慰和开心。得知我得救后真心替我开心的人很多，对于这一点我倒是有点意外。不过，即使我生病后什么都做不了了，也有人愿意接受这样的我，单单是知道了这一点，我的想法就改变了。我不再以行为来判断人的价值，而是认为人的价值在于它的存在本身。
当时，我女儿在上高中，每天帮母亲做晚饭。不管是出于什么契机，如果女儿因为做晚饭这事而获得了成就感和贡献感，那么我就是对女儿做了贡献。当然我对这种想法依然有一些抵触心理，但至少通过这样想，不再为自己只是个大包袱、给别人添麻烦而烦恼痛苦。
我在生病倒下前和父亲分开生活，他会经常给我打电话诉苦，说自己身上的各种不适，声音听起来总是虚弱无力。但是自从我生病之后，父亲的声音变得有力。一年后我做了冠脉搭桥术（cabg）。出院日期决定后，父亲甚至提出开车来接我出院。最终我还是拒绝了，但是现在想想，父亲当时似乎忘了自己也是个病人，状态十分乐观。这定是因为他觉得可以为生病的孩子做贡献。
后来，我的注意力放在了自己的病情上，没有太去关注父亲。父亲以前经常为自己的病打电话给我，此时，很少打来电话，大概是因为顾虑到我的病吧。就这样，在我手术过了一年后我才得知父亲患上老年痴呆症而且病情一直在发展。
我生病虽然给父亲添了麻烦让他担心，除了这一点，同时也激发了父亲的生存yù_wàng。病人即使在行为层面上没有任何作为，但是如果与病人接触的人以某种形式获得了成就感和贡献感，那么，病人就已经是为对方做出了足够多的贡献。
无时间岸边
van den berg说道：“所有的事情都是随着时间在移动，然而，患者却被冲到了‘无时间’空间的岸边上。”（《病床心理学》）
一个人生病后，明日显然不再是今日的延长线。所有预定都要取消。生病了，谁能知道明天会怎样呢。探病的人经常“以不容置疑的口气教病人做这做那、说这样能让他尽快恢复”（前述著作），作为病人听到这种话，实在是高兴不起来。当然，探病的人是没有恶意的，只是大都喜欢说，“没事，你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病人在生病之后可以看到之前未能注意到的事情。van den berg说道：
“对于人生误解最深的，不就是健康的人吗？”
生病的初期，或许会对自己所处的状况抱着“我可能活不到明天了”的消极态度。不过，有件事只有患者能看到，而医疗组和周围的人却看不到，那就是“明天，有可能根本不会到来”。健康的人往往坚信明天肯定会到来。其实是健康的人误解了人生。
明天或许不会到来，不光是对患者，对谁都一样。明天的自明性被推翻，是有积极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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