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已经彻底地明白了，今后想要让他帮我出什么主意，那基本上是不大可能的了。
这个人与我在上江时候的副手老吴完全不同。吴市长虽然在思维上不够超前，但是他为人稳重，有着丰富的行政经验，而且他善于把握和看清楚自己的位子，所以他才能够和我配合得那么的好。
此时，我忽然想到一个古人——马谡。
不过，当他离开后我忽然就觉得自己可能错了。也许我们之间的差别并不是理念的问题，也不是他真的就那么无能。
或许是，最根本的问题是他对工业园区没有信心，更可能的是，他是对我没有信心。因为我忽然想起他前面谈到的资金问题。
只有一个人在没有信心的情况下才会过多去考虑投资安全的问题。
或许，他本身就认为以我那样的方式根本就不可能让那条高速路变成现实，所以他才会如此的对工业园区的未来感到担忧。他担忧的是，几十亿、上百亿的资金投下去后却没有预想的那种效果，甚至会造成工业园区项目的失败。也许正因为如此，他才会那样在乎那些利息的问题。
如果这样去想的话，他的表现就可以理解了。
因为他毕竟是常务副市长，组织上对他的能力肯定有过全面的考察，所以他不应该像我刚才认为的那么低能。作为他来讲，完全应该可以明白我们目前能够筹集到那么多资金对工业园区未来的意义。
说到底，他就是从骨子里面对我没有信心。也许他还没有意识到总结骨子里面对我的轻视有那么的严重，但是他却在无意识中把他内心深处的东西给表现了出来。
如果真的是那样的话，那我也就没有办法了。就目前来讲，我已经没有了任何的退路，唯有想尽一切办法做好眼前的工作：高速路的事情必须想办法尽快建成，征地的工作也必须马上开始。然后今后把手上的资金投入进去。
现在的我，包括董书记也一样，我们只能快速地把工作朝前推进，而且我们不能过多去考虑今后可能会存在的问题，我们只能不顾一切地朝前迈进，即使是出现了问题也依然只能如此。有了问题不可怕，可怕的是发现不了问题，或者是发现问题的时候太晚。
我从来都相信一点：任何问题总有解决的办法，但是我们不能因为担心会出问题所以就什么工作都不去做。
也罢，现在我可能无法说服他，唯有今后用事实去说话。也许到那时候，当一切都按照我们预先设计的在实现的时候，或许他也就不会再像现在这样对我没信心了。
这是一种无奈之举。有些人，有些事是一时间无法用道理去说服的，唯有时间和今后的结果才可以证明。
接下来我专门住持召开了一次市政府的常务会议，专门研究土地征用的问题。这项工作其实没有什么可以研究的，说到底就是布置工作。
在会上，我首先强调了纪律，那就是尽量做好拆迁户的说服工作，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要采用强拆的方式。
关于强拆的问题，这里面的情况比较复杂。媒体上曾经报道过有的地方开发商与黑社会勾结强拆，我不是不相信那样的事情，但是我认为出现那样的情况政府是肯定有责任的，除非是政府的主要官员在其中有巨大的经济利益。我一直认为只有丧心病狂的官员才会愚蠢到那样的程度。
在我以往的工作中所遇到的强拆，最多的还是个别的钉子户漫天要价。作为地方政府来讲，其实在很多时候也很为难——地方经济需要发展，但是个别人的需求太过分，所以在那样的情况下政府就只能采取强拆的方式。总不能因为某些个人的利益而阻碍了一个地方经济的发展吧？
在讲完了纪律之后我就谈到了补偿标准的问题。我还是坚持按照全省最高标准对拆迁户进行补偿，这其中的道理很简单，因为即使是按照最高标准对拆迁户进行补偿，最终政府都是最大的获益者。因此，我觉得政府应该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尽量考虑老百姓的利益。
关于拆迁补偿的问题，不是当地政府想给拆迁户补偿多少就是多少的，这涉及到一个整体的问题。假如我们制定的标准过高，那么接下来就会产生连锁反应，就会造成别的地方同样的工作难做，而且还会因此让我们成为官场上的众矢之的。
做好事不一定会有好的回报。这一点在官场上的表现尤为突出。
最后，我对所有的副职进行了分工，要求每一个人分片去做好征地工作中的相关事宜。我这样分配的目的很简单，那就是为了职责明确，谁出了问题谁去处理，谁出了大问题谁担负责任。
我没有给自己划分责任区，因为我是一把手，我有更多的事情要去做，不能把自己束缚在这样的琐事上面。
其实我是知道的，在座的有些人对此会很有意见，但是我不会去理会这样的事情。因为我是一把手，有权决定这样的事。
安排好这件事情后我就去到了省城，因为发改委主任给我打来了电话，他告诉我说有重要的事情需要和我一起协商。
我有些性急，在电话上问对方究竟是什么事情，结果对方却“呵呵”地笑着对我说道：“你到了后就知道了。”
当一个性急的人在遇到这样的情况下是毫无办法的，唯有苦笑。
到了省发改委主任的办公室后，他才笑呵呵地告诉我说：“高新技术创业项目都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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