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仅仅是一个入口
崔卫平：坦率地说，我对诸如“方言”、“地方性”、“地域色彩”这一种东西有一种不知所措的感觉，实际上，我们关心的还是普遍性的问题。如果一个东西据说仅仅是有关“方言”或“地方性”，那我为什么要阅读它？但我看了《马桥词典》之后，感到那种由“方言”、“地方性”所代表的物质性（卡尔维诺语）已经得到了转化。如果说那种物质性的东西是“重”，那么“重”的东西已经分解离析为“轻”。
韩少功：普遍性总是在具体和特殊的事情中显现的，比如世界上并没有“语言”这个东西，只有具体的语种，再下一步就是方言。我从八十年代初开始注意方言，这种注意并不是要玩一点奇装异服、奇风异俗、异山异水，不是要玩东方主义的猎奇，其实那正是我不以为然的东西。比方这本小说中有一个词条“梦婆”。如果我们懂一点外语，把“梦婆”与英文的“lunatic”联系起来，隐藏在方言中的普遍人性、或者说人类普遍的文化经验就浮现出来了。马桥人用“梦”描述精神病，英美人用“月（luna）”作精神病一词的词根，都是注意夜晚与精神状态的联系，这是偶然的巧合么？再比如“火焰”，在马桥方言中是非常抽象的概念，说你“火焰”高，说我“火焰”低；说读了书的“火焰”高，说得了病的“火焰”低，等等。这些说法是什么意思？
崔卫平：小说中那一部分扑朔迷离，很精彩。将“火焰”这个十分抽象的概念用于口语，是马桥人思维中古老而又活跃的一面，几乎是不受限制地从人性的“外部”一下子跳到了人性的“内部”，表达了一个很深入的视角。
韩少功：这倒是我们共同语中的一块空白。至少在“五四”以后，在几乎西方化了的汉语中还没有一个特别合适的概念，来对译这个“火焰”，来描述这个词所指的一种非常抽象的状态。在这个意义上，方言虽然是有地域性的，但常常是我们认识人类的切入口，有时甚至是很宝贵的化石标本。当然，方言也是各个有别的，其中没有多大意思的一部分，肯定会逐步消亡。
崔卫平：这样一种隐伏和连带着生活更为内在和普遍意义的方言，也是我们更为通用的语言的一个意义来源，也就是说，它们会将某些意义源源不断地带到我们的共同语中来，照亮生活或人性的某个侧面。
韩少功：对待方言和共同语，我没有特别的偏见。共同语中也有糟粕，也有精华，方言同样是如此。我唯一的取舍标准，是看它们对探索和表达我们的人生有没有帮助。
崔卫平：马桥这种方言与你出生地长沙所使用的语言差别大不大？
韩少功：应该说差别相当大。我在大学上语音课的时候，看全国方言图，发现就湖南这一块的色标特别复杂和零碎，不像西南官话覆盖了云贵川陕一大片，北方话也覆盖了华北、东北一大片，闽语和粤语各据一方，其势力范围也不算小。只有湖南是“十里有三音”，方言种类特别多。这可能与地理、历史的诸多条件有关，比如人的流动和交往在湖南那个多山的地区有太多障碍。
崔卫平：你对语音很敏感。这么多的发音差异在中文的书写形式中被大大地抹杀了。比较起北方话和南方话如闽南话来，统一的中文书写形式似乎有些“文不对题”，难以覆盖幅员辽阔的众多人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以及环境特色，也难以传达它们之间的差异。
韩少功：一般的语言理论认为，语音是先于文字的，是比文字出现和使用更早的物质载体。语音是不是更深地介入了语义的积累和实现，至少也是一个可以研究的问题。秦始皇要统一文字，很快就统一了。中国政府要说推行简化字，很快就推行了。但这些运动并没有统一语言，比方没办法消灭闽语音或粤语音。有些专家还证明：在语言传播中，声音记忆是比字形记忆更重要的手段。我们自己大概都有过这种体会：字忘了，音还记得。
崔卫平：从想象力的方面来说，启动小说灵感的可能是视觉想象力，也可能是听觉想象力。有些小说家可能对声音及其差别更有天赋，声音更能触发他们的联想。定居于加拿大的捷克语小说家可沃莱斯基（1924——）用英语在加拿大或美国的大学里讲福克纳，却始终用捷克语写他的小说。在他看来，比较起捷克语来，英语是一种“令人无望的缺乏性感的语言”，他自己也“从来没有一个说英语的情人”。他列举了aria这一类词的捷克语发音，有十几二十个吧，弄得很复杂，其中每一个都表达了不同的亲密状态，不同的心情，不同的柔情蜜意。所有这些东西在译成英语的时候，都可能丢失了。
韩少功：马桥语言中也有这样的现象。比如“他”与“渠”在马桥语言中是有很大差别的，但在普通话中就都成了“他”，没有差别了。另一方面，中文表意而不表音，其实声音不光是载体和形式，本身也是很重要的内容。用书面文字写出来的“你这个东西”，在不同的语音表达下，可以表达愤怒或蔑视的情绪，也可以表达很亲切友爱的情绪：“你这个东西呀”。经过书面文字的过滤，这个句子中大量的情绪内容就损耗了。
崔卫平：回到《马桥并不是用方言语音写成的，马桥人的发音仅仅提供了你一个想象力的起点。你是在用更为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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