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轴心文明在历史过程中都丧失了自己的政治载体，但东亚的轴心文明却一直有中华帝国作为其政治载体，并由此衍生出一系列历史效应。之所以会有这种差异，根本上来说，是因为中国的超大规模性。超大规模首先体现在中原地区的庞大人口与财富上，其规模达到如此程度，以至于在第一个千禧年过后，朝廷（中央）所能低成本汲取的资源超过了任何地方性势力的抗拒能力，此后中国再无长时期的分裂现象出现，于是就有了国人经常说的“唯一历史未曾中断而延续至今的文明古国”。其延续性的根基并不仅仅在于其文明的韧性，更在于超大规模所带来的军事与财政逻辑。
说得更准确点，一个庞大政治体的自我维持，与轴心文明的存续，是两个独立的逻辑，并不能相互解释，但是相互有需求。这个文明在其覆盖区域内始终可以找到一个独大强国作为其载体，该强国则始终可以该文明作为自己的身份识别标志。而在其他文明区域内，由于没有这种超大规模，没有足够的可供低成本汲取的资源，因此能够压制各种地方性力量的独大强国就很难持续存在；也因此，若干彼此相持不下的强国，便不会以文明作为自己的根本身份标志，以免混同于其他国家。
中国轴心文明的担当者在古代的流转，最终必会落在起自农、牧过渡地带的人群身上，过渡地带分布在长城沿线及东北。因为只有这个群体同时熟稔农耕与游牧两种体系的秩序奥秘，能够带来超越于农、牧之上的多元治理，使长城南北的紧张关系转化为统一帝国的内部均衡关系。他们对中原的理解能力使其能够调动中原的庞大财富，这是纯粹的草原统治者很难做到的；他们的草原身份使其拥有超越于中原的广阔视野，有能力统治儒家文化无法直接整合的庞大非中原疆域，这是纯粹的中原统治者很难做到的。因此，这个群体能构建起庞大的多元复合帝国，使得轴心文明所构想的“天下”，外化为一个现实的帝国秩序。这种多元复合帝国也带来了中国的另一重超大规模性，即地理上的超大规模性和帝国内部秩序上的超级复杂性。这两个意义上的超大规模性，使得中国在现代转型时面临的任务变得极为复杂。
在担纲者的流转过程中，中国历史经历了复杂的变迁，变迁的主动要素，或说自变量，来源于社会分工最为复杂的中原地区。相对于非中原地区而言，因其分工的复杂性，内部各种社会要素的均衡关系更为易变。每一次出现有历史意义的技术跃迁，都会给中原带来新的经济资源，并打破此前诸种社会要素的均衡关系，也就是打破原有的社会结构。旧有的和新出现的各种社会力量，会在动荡与博弈中走向新的均衡，中原的社会结构就这样经历过几次深刻变迁，从商、周之际的封建社会转化为汉、唐之间的豪族社会，再到宋、清之间的古代平民社会。社会结构的变化，会改变中原地区的财政与军事逻辑、帝国政府与社会之间的相对力量关系、轴心文明的经典阐释框架，以及中原地区与非中原地区的互动模式。
我们可以看到，在今天这片被称作“中国”的东亚大陆的土地上，数千年的历史呈现为一个多元体系的运动过程。这个体系内部包含着中原、草原、海洋、西域、高原等几种主要的自然、社会、经济生态区域，各个区域彼此间有着极为深刻的相互依赖、相互塑造的关系，以至于脱离开一方完全解释不了另一方。几大区域构成的多元复合结构里，历史运动的主线是草原、中原、海洋这三大区域的互动关系；西域和高原这两大区域构成副线，它们就像催化剂，影响着主线的发展路径和历史节奏。这样一种深刻的有机联系，让各个区域互为条件，构成一个多元共生体系；所谓“中国历史”，就是这个多元共生体系的演化史。这一体系不断地寻求着从多元主体相互对抗的外部均衡，演化为多元复合帝国的内部均衡；中原地区每一次社会结构的变迁，都将打破业已演化出的多元帝国的内部均衡，于是体系会回到外部均衡，前述运动过程在更高一阶上再重复一轮。这构成了中国历史的循环上升的逻辑过程。
经过几轮的反复演化，这个多元共生体系在其古代历史中落实为大清帝国，汉满蒙回藏多元主体都被纳入统一的帝国之中，接受多元的统治。就当时的技术条件而言，一种真正的普遍性达成了。然而，新的困境也就此到来了，它体现在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
就物质层面而言，在内部均衡所带来的和平红利下，中国人口过度繁衍，出现大量过剩人口，导致中国经济陷入一种特殊的困境而无法脱出。过剩人口带来过于便宜的劳动力，使得以节省劳动力为目的的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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