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青说：“不。”
老改也说了一个字：“砸！”
双方的械斗场面惨不忍睹，柳营柳编厂寡不敌众，很快，柳青的肋骨断了三根，一只耳朵掉在了地上。戏子唯一的那条腿也被铲断了，并且头上挨了一棍。有个穿红毛衣的家伙朝陶婉心窝踢了一脚。几个瞎子算倒了血霉，身上都挂了彩，瞎妮的脸肿得像茄子，家起的两颗门牙，一颗在土里，一颗在肚里，不过，他捏破了对方的卵蛋。伊木威风凛凛，拿根扁担，呜里哇啦乱叫一气，周围的那几个人便倒在了地上。戏剧性的变化来自冬瓜手里的一个秤砣，这个像儿童一样的侏儒对老改喊了一声：“看这里。”他本来瞄准的是脑袋，老改的一只眼却瞎了。
老改也成了残疾人，他捂着脸叫唤：“毁了，撤，快撤。”
械斗事件引起了县委的高度重视，专案组和残联的负责人对此事进行了调查。不久，南关柳编厂被勒令停产，老改因伤害罪被判了8年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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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伊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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械斗那天陶婉就死在了医院里，她用唯一的一只手摸摸柳青仅存的一只耳朵，问：“你爱我吗？”柳青还没来得及回答，陶婉就死了。当时戏子躺在病房昏迷不醒，其他人包扎完伤口就回去了。
医院附近有个垃圾箱，垃圾箱里有个婴儿。
婴儿满身血污一动不动，他的一只脚是畸形的，像鸡爪子。围观的人以为他死了，苍蝇知道他还活着，围着他的肚脐飞舞。突然，婴儿的身体一阵轻微的抽搐，紧闭的双眼也慢慢睁开了一条缝。围观的人都往后一退，一个女人说：“借光，给俺看看。”
伊木和瞎妮恰巧在人群里。瞎妮伸出双手，摸索着走向垃圾堆，人们闪开了一条道。瞎妮摸到了碎玻璃，摸到了破鞋，又摸到了烂菜叶，终于，她摸到了婴儿。
是个小子。瞎妮兴奋地说。
柳青和戏子在县医院躺了一个多月。出院后，柳青的脑袋还缠着纱布，戏子拄着双拐。天阴着，他俩的脸也阴着。柳青问瞎妮：“孩子哪儿来的？”瞎妮说：“捡的，垃圾堆里捡的，那天，风吹着电线，呜呜的。俺一摸，好家伙，扎了俺一下，又一摸，就摸着他了，臭烘烘的，身上没一点热气，回来俺就叫俺男人烧热水，给他洗澡，洗一遍，又一遍。第二天，他吃食啦，米汤喝了好几口，这小子命硬，脚有点毛病，大哥，你给俺孩起个名吧！”
公路上，一辆拉果苗的马车驶过，柳青不假思索地给孩子起名叫伊马，他摸着孩子的腿说：“这是个瘸子，长大了，能走能跑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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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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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营门前的那棵树成了旗帜。
许多残疾人慕名而来，远远地看见了树，便看见了希望。这里并不遥远，一直在他们心里。除了这里，对那些饱受煎熬没有自由的人来说，任何地方都是地狱，根本用不着堕落。
粪土中有金子，河蚌里有珍珠，任其沉睡也不开启，不给一个炫目的机会。
他们中有很多人丑陋不堪，肮脏无比。不是蛔虫，更像蛆虫。他们似乎不能独立生存，只能寄生于一个人，一个家，一个社会。他们有着常人无法忍受的生存环境。那些唾沫那些抱怨那些误解那些排斥与侮辱整天包围着他们。他们的人生道路是艰难的，思想是蠕动的。
他们蛰伏在社会的阴影里，有人认为他们在威胁着别人的幸福。有手却没有工作，有头脑却不能思考，就连生殖器似乎也是多余的。对付伤害，除了忍受再没有别的办法了。
残疾人是一个阶层，一个苦难的族群，上一代和下一代都相传着痛苦。每天都有人掉到这弱势群体里来。一个瞎子无所谓黑夜，但需要阳光。残疾人永远存在，从人类开始到人类结束。他们和健全人一样健康。
残疾并不是残疾人痛苦的根源，一切不平等不合理的社会现象是社会产生的。
柳营柳编厂成了各种苦难的汇集地，上帝并不住在这院里，但这里是残疾人的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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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饭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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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三，四，五，数到五，五年就过去了。
这期间发生了很多事，城市生活水平提高了，农村依然贫穷，柳青扩建了厂房，告别了原始的手工作坊，他又买了台电视机，从此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
电视机是个好东西，它告诉人们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柳青爬上门前的柳树，把天线绑在最高的树枝上，戏子在下面喊：“有影了，声音也有了！”到晚上，村里的人也来看电视。男人们蹲在地上呼啦啦地吃面条，老娘们坐在墙根哼哼唧唧地哄孩子。
小拉一边看电视，一边搓泥。他搓完脖子搓脚丫，搓成一个泥丸，闻闻，嘿嘿一笑，就向那老娘儿们堆里砸了过去。这算是一种调戏吧，几个老娘儿们也把小石头扔过来，笑嘻嘻地说：“丢你娘的绣球。”绣球二字使小拉想入非非，这单身男人下劲搓了个大的，砸中了一个寡妇的头。寡妇一拍大腿破口大骂：“谁？！”小拉站起来说是我，寡妇扭扭屁股走到他面前给了他三巴掌。众人哄笑起来。小拉摸着自己的头，看着女人的手。除了他娘，还没有别的女人碰过他。
叶子是个淘气的小姑娘，在伊马的记忆中，她的裙子永远是脏兮兮的。她在人群里挥舞着一把小勺，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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