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东之地的凶险早在刘裕攻打关中的时候就领略过，当初为了能拿下蒲阪没少损兵折将。
现在刘裕大军正是从洛阳西进过弘农来到蒲阪，和朱龄石部换防。
如此一来，仅在蒲阪的宋军就有十万之众。
其中蒯恩带兵在安邑西北部威慑，朱龄石在安邑南部虎视眈眈，刘裕大军则在中路盯着河东郡的治所安邑。
三路大军宛如一只张开大嘴的巨龙，只等着吞下安邑便可龙入九霄飞龙在天。
北魏的大军并未全部缩在安邑内。
而是有相当一部分的士卒都聚集在安邑东北部的平阳，利用地势居高临下的注视着宋军。
安邑似乎成了双方博弈的一个平衡点，或者说是未来战场的绞肉机。
刘裕身着金甲，亲自来到前线督战。
他的目光望去，打量着远处的安邑，和后方的拓跋嗣。
北方寒冷的天气让刘裕呼吸间就有白雾蒸腾，视线在阵阵水汽下变得模糊。
“安邑罢了。”
华夏战争在历史上有几个转变。
原始阶段就是西周以前的原始战争，没什么章法，也没什么礼仪。
到了西周、春秋，诸侯们在周公制定下的礼乐制度下开始讲究礼仪，战争打的相当克制。同时规格也很高，是贵族的游戏，在春秋前期的战争甚至只有国人（城邑中的百姓）能参与，普通的野人（村民、奴隶）是根本没资格的。
一直到战国时期，孙武、司马穰苴、吴起这种兵法家的出现让战争变得残酷起来，同时一条条计策也让战争变得波谲云诡起来。
后来一直到战国末期到西汉前期，骑兵走上战争的舞台，伴随着其强大的机动性，战争的骚操作也变得多起来。
之后便是汉匈对峙。
战争开始崇尚起野战与奔袭。
两汉三国都是这样的打法，直到永嘉之乱结束后，战争的形式又变了。
汉人王朝失去了北方的养马地，没有骑兵。
只靠着步卒去和骑兵野战，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于是大家开始学会借助城池抵御敌人，这种战争的方式一直延续到近代文明的诞生。
这也是为什么在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和淝水之战后，华夏本土的战争史上几乎再没有几例这样大家都把兵力拉出来野战的战役。
终其原因就是战争形式的改变。
躲在城池里守着不香吗？
为什么要出去野战？
大不了吃光粮食就投。
这种猥琐的战争艺术让战争丧失了一些观赏性，但是毫无疑问极大的加强了战争的难度。
唐宋以后的将领都很推崇先秦两汉三国时的武将，觉得他们的战功放在后世就是奇迹。
真相则是……
后来的武将都变的卷起来了。
说的和谁没看过几本兵书似的，谁会闲着没事干把大军拉到外面打一架？
多修几座坞堡，多屯点粮食，多养些百姓。
防守，那才是真的胜利。
这样败也不容易败，胜也不容易胜。
再过一百年后那个千军万马避白袍的陈庆之就是靠着城池为掩体创造了一路从南方打到洛阳，取得七十余场胜利的神迹。
lùn_gōng城、守城，南方的汉人在经历了永嘉之乱后的一百年早就进化出一套独特的战争理论。
所以区区一个安邑，在刘裕眼中还是有些不够看。
“今天休息，明日就攻城！”
安邑，他势在必得！
而在北方的拓跋嗣也从晋阳来到前线，进入了平阳大营。
拓跋嗣离开平城后身体变得越来越差，往往一个咳嗽就停不下来。
还好他平日里就是一副肺痨鬼的样子，北魏上下也没太在意。
拓跋嗣此时也在军帐中看着挂在眼前的舆图。
但无论怎么看，他都找不到能获胜的希望。
刘裕，不光是在兵力上胜过他一筹。
而且刘裕从不冒进。
其实在他御驾亲征的时候心中就有一分幻想。
万一刘裕看着自己前来，说不定会想办法先攻击安邑，这样的话拓跋嗣就能派北魏骑兵去偷袭一波宋军。
可惜……
刘裕明明这么强，却谨慎的有些过分。
居然是先让蒯恩驻扎好营地，压根没有急着攻打安邑的意思。
面对刘裕这个比他父亲拓跋珪还要大几岁的强敌，拓跋嗣有种埋怨对方以大欺小的感觉。
刘裕真正对标的应该是北魏开国皇帝拓跋珪，而不是他拓跋嗣。
这种情绪在拓跋嗣脑中停留了一会就飘散出去。
现在想这些没有意义。
与其想这些，不如打好这北魏立国以来最艰难的一次战争。
拓跋嗣的目光在舆图上扫荡半天后突然发出一声轻咦。
上党郡治所长子。
“来人！”
拓跋嗣秘密吩咐一番后看向偌大的北方地区。
“这仗，也只能这么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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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一早，低沉的号角声唤醒了河东这片诸夏先民耕耘过的土地。
从蒲阪的军营中，一支支大军从中踏出。
所有士卒身着玄黑皮甲，高举【宋】字大旗迎接朝阳，冲天的煞气让鸟兽避散。
中军大营，刘裕的一杆【劉】字帅旗在最显眼的顶端飘荡，而旗帜之下站着的自然是刘裕。
“出发！”
“进军安邑！”
三军齐发，前军手持坚盾徐徐前进，左右有骑兵崩腾，拱卫两边。大军中央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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