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丁?古柏先生，我们和邓小姐的合作是完全没有书面协议的，就只依靠双方彼此的信用，如果邓小姐信不过我和公司，就不会展开合作了。”西田继续说。
这句话让美国律师大吃一惊，他有些好奇地问道：“你们也是讲求人情的吗？”
看到对方似乎终于有了一点被自己打动的迹象，西田极有信心地重重地点了一下头。
“这样吧，西田先生，您跟邓小姐直接联系吧，也许，她会考虑接受您的邀请。”
听到这句话，西田顿时喜出望外。他兴奋地走出办公室，此后几天一直在酒店等待邓丽君的电话。
等待是漫长的，没有一个人在面对等待时，可以做到心情平静。
白昼交替三次之后，西田的心情从最初的期待变得焦躁不安。他不停地在酒店自己的房间里踱着步子，时不时地望着放在桌头的电话，只可惜，他一心等待的那个异常重要的电话，始终都没响起。
这一天，是他来到洛杉矶的第七天，西田因为心情糟糕，已经对看上去花花绿绿但却没有一点实用营养的美国西餐感到无比地厌倦，特别是当他前几天试图与邓丽君取得联系，但却意料之中遭到对方助手的回绝后。
然而，就在他想要放弃之时，电话突然响起，他怀着激动的心情飞快地跑到床边拿起电话，话筒里果然传来那个期待已久的甜蜜声线：“西田先生，我很抱歉，您还是回去吧，我真的不能去日本。我也是女人，要考虑包括结婚、生孩子在内的终身大事。我虽然不能因此就这样退出歌坛，但也不想做太紧张的工作了，我想过轻松、悠闲的生活。”
西田这时才知道，邓丽君“君心”已定，但他还是不能轻易就放弃他们曾共同努力打拼来的事业，何况他这次来洛杉矶是带着一项必须完成的任务。想到这里，一个铁骨铮铮的男人不禁流下了滚烫的热泪，当然这些邓丽君是无法看到的，但她完全可以听到他那有些哽咽的声音：“邓小姐，我很理解你，我觉得我要再接着劝你，我就是一个罪人了，可是邓小姐，我们公司所有的同事都在等着你的消息，从早到晚痴痴地等，你如果不去日本，我便只能守在这里，我可以不吃饭、不睡觉，直到你点头为止……”他说不下去了，眼泪终于夺眶而出，西田已经泣不成声。
电话那端，邓丽君陷入长久地沉默，当说话声再次响起的时候，邓丽君轻轻地说：“我明白了，我去。”
西田顿时愣在原地：“您是说要去日本了吗？”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是的，去日本，你不要哭了，我答应你。”
对于以上有些强人所难的行径，西田的书中也有涉略：
邓丽君被我从洛杉矶硬拉回日本时，这种恶劣待遇更令人怵目。她当时虽然不想来日本，但最后终于被我说服了。她带了一名女助手同来。机场出闸口的门一开，邓丽君和助手两人走了出来。邓丽君大概认为，日本方面既然这样苦口婆心、盛意满盈，自己也不好再推搪。她分明是收拾了心情，立志再干一番事业，才会再到日本来的。不料，迎接她们的，只有我和匆匆赶来的一个年轻同事。我直到现在还忘不了邓丽君当时的神态。当她知道只有我们两人接机时，显得十分失望。她肯定很伤心：既然这样苦苦哀求硬把我拉来日本；我来了，竟然受到这样的冷遇。我和她每次重逢都是笑脸相迎，只有这一次，邓丽君几乎一句话也不说。哪怕租辆车也好，但我们这时候也只能乘计程车。记得在邓丽君复出的第一年，预算少得可怜，我们连车也租不起。现在今非昔比了，但仍然要坐计程车。我和另一位同事提起邓丽君的行李，装进计程车的后厢。座位挤了四人，几乎不能动弹。我坐在后排，在邓丽君身旁。‘只上两次电视吧。’邓丽君这样说，像是为了确认。她已强调了好几次，没有体力去应付太紧张的工作日程。对邓丽君来说，她不是为那些虚张声势的宣传活动而唱的，她只愿意为自己的快乐而唱。但实际上，这次我编排的行程也相当紧张。在开往东京的计程车里，邓丽君突然说：‘糟糕，歌词都忘光了。’我当时只考虑这会影响唱片的推介，好像对她说了相当严厉的话。看来她是太紧张了。
但不管怎样，邓丽君已然作出了自己的选择，即使，这个选择对她来说，太沉重。她不是不清楚，面对选择，非a即b，此刻一旦她选择去日本继续发展，一些珍贵的东西，她将再无拥有的可能。
但她还是来了日本。
到日本以后，邓丽君积极投入公司安排的工作中，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之下，有线电视台的排名、唱片的销售情况，都在朝着令人满意的进度发展。
邓丽君属于那种“既来之，则安之”的人，她的性格使她懂得，既然来了，就不能无功而返——这一次重返日本，她就要夺回曾属于自己的荣耀。
1985年，单曲《爱人》发行。
此时邓丽君已经32岁，生活给了她更多的阅历，掌握了更多除了唱歌技巧外的情感表达，何况她对待事业一直都很用心。唱片一上市，竟比前一年的《偿还》更加畅销，在日本当地的“有线放送排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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