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末，储安平大记者的《观察》复刊了，仍然担任主编。
于此同时，在香港的李惠堂收到了一位老朋友的来信。
在率领中国队征战了1948年伦敦奥运会后，李惠堂在英国罗布雷受训，获得英足总的文凭，成为受认证的国际裁判，于是回到香港，创立了华人足球裁判会，担任主席。
与此同时，清除国民党残余部队和剿匪战斗已经进入最后阶段，贺老总率师南下，开启解放大西南的重任。局势安定下来，贺老总开始着手组建足球队——他是体育迷是众人皆知的，即便在抗战时期，他就在部队中组建了篮球队，还想要组建一支足球队，但那时的条件还是不大现实的，现在可以开始搞了。
西南部地区偏远，但是这时足球却颇为盛行——其实想想抗战时李惠堂与谭江柏的柳州大战也能想到大概是什么原因了。
贺老总从部队中选拔了一批干部战士组建了一支足球队，称“战斗队”，只是水平算不上高，某种意义上这也是新中国国家队的前身了。
球队有了，但怎么到哪里找一位好教练呢？
其实，谁是中国现在最好的教练，还需要多言么！
李惠堂的大名，贺老总也是了解的，被称为“球王”二十多年的李惠堂，不但足球踢得好，也懂训练队员，对世界足球发展趋势也最了解——以后，连贺老总的二女儿贺晓明谈起李惠堂率领南华征澳大利亚、24场31球等都是如数家珍。
怎么联系他呢？贺老总的人脉也是很广的，麾下现在就有与李惠堂很熟悉的林绍洲。话说林绍州当初与黄英杰、“陆破虏”共同征战110米栏的决赛，最终三人包揽冠亚季军，成为中国体育史上的经典。
不过得冠军的陆破虏下落不明，亚军的林绍州也挺辛酸，参加完奥运会后职业生涯几乎中断，一度在成都拉板车。贺老总来西南后在杂志看到了他，惊讶咱这边还有这厉害人物呢！惜才的贺老总立刻决定重用林绍洲，调入西南军区体工队，专们指导110米栏，成为新中国第一位110米栏专业教练，以后他的徒子徒孙中就有刘翔、史冬鹏、谢文骏。
林绍州给远在香港的李队长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是贺龙将军亲自聘请他来西南军区部队足球队当足球教练。
贺老总是惜才重才的，他说了，由于香港生活水平高于西南地区，为了不使李先生的生活水平下降，给他的薪金数量由他自己报——
要多少，给多少。
收到老朋友的信李惠堂自然很高兴，而且坦率说，贺老总的确是少有的真心痴迷体育的人，求贤若渴。不过这时候大陆刚刚解放，西南并不太平。李惠堂接到信后犹豫不定，找朋友权衡一番，大家都不支持他到西南去。
贺老总得到消息，很是遗憾。不过他并没有放弃邀请李惠堂的想法，很快1952年奥运会即将到来，由于印度队弃权，中国队自动获得参加1952年赫尔辛基奥运会的资格。
如果李惠堂再度执掌教鞭，那便是他连续第三次代表中国参加奥运会。只不过这次奥运会却涉及了种种政治原因，中国队虽然早就在半年前就致函将参加奥运会，但直到奥运会开幕前一天才收到赫尔辛基市长的参赛邀请。
一点都不给时间准备吗？
但周总理说了，“此行把五星红旗插到奥运会上就是胜利！”
7月22日，国足重新树旗，新中国首届国家足球队成立了。贺老总选中李凤楼出任教练。7月23日，中国体育代表团组成，一支篮球队，一支足球队，外加游泳选手一名，全团共40人，团长是荣高棠，董守义指导这次成了总指挥，而篮球队指导则变成了牟作云。
还是那一批熟悉的面孔，谈到16年前，难免会想起陆破虏，想起足球队的李队长。
中国队抵达赫尔辛基时，奥运会比赛进程已经过半，只有游泳名将吴传玉来得及参加100米仰泳预赛，其他选手都只能作壁上观——吴传玉也成了唯一一个参加了那届奥运会的人。
柏林那样的“奇迹”是不能再现了。
足球比赛此时已经进入半决赛阶段。好在东道主伸出友谊之手，邀请足球、篮球队在芬兰国内进行访问比赛。
8月4日，中国队在赫尔辛基的帕洛肯塔体育场挑战芬兰国家队，4821名观众到场。这场被国际足联记录为新中国的首次国际a级比赛，距离上次比赛，无论是教练还是球员都换了许多新面孔，只是门将仍然是1948年伦敦奥运会主力门将张邦纶。
只可惜中国队以零比四惨败，开门黑。
似乎也对未来70年国足的命运有个预示。
从零开始后，重新上路的中国队要走的路还很漫长。
这一年国家体委成立，贺老总自然是体委主任的不二人选。足球水平堕落至此，和世界先进国家相比天差地别，自然是如鲠在喉。贺老总的看法，世界各国基本上都重视足球，如果足球运动水平不高，即使其它项目再强，也被人看不起。“三大球不上去，我死不瞑目”更是他的名言。
只是当他有意再度邀请李惠堂担任国家队主教练，李惠堂也意动的时候，1953年李惠堂“藏毒”的冤案发生，被驱逐出香港，蒋校长闻知迅速派飞机把他接到台湾去了。
命运有时就是各种交错。
这一年，戴麟经打算退休了，虽然他还不到50岁。
前一年组建的八一队想请他当教练，毕竟曾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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