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牌生意”被曝光后，令日本人的国际印象大跌。
许多欧美人开始关注远东的战事，对于华夏的抗战行为，大多抱着同情的态度，尤其是美国的许多报刊杂志，更是毫不留情的指责道，“日本是好战的恶魔，是现代文明社会进化失败的典型”。
唯有德国与意大利有些暧昧。
它们在一些重要的报纸上，往往是一笔带过，“在遥远的远东世界，有一新的霸主，在冉冉的崛起”。
1937年9月10日，即日本“内阁5日会议”结束的第二天，数十万日军，在战时内阁的统帅下，从华南到华北，发起了全面进攻。
不过战火最先爆发的，却不是淞沪或华北，而是南京政府根本想不到的华南重镇——广州，当日凌晨六点，从台湾起飞的近百架战机，重点轰炸了广州城区，及其附近的港口，令整个广州城区陷入一片火海。
余汉谋将军率第十二集团军奋起抵抗。
同时，第29飞行大队等广州空军部队，出动了70多架战机，与来犯的日机进行殊死的搏斗，该日击落击伤敌机31架，并在随后的半个月内，一共击落日机67架，令敌之高雄航空队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日军之所以会派遣宝贵的战机，空袭没有任何战术意义的广州，是因为自从七七事变以来，华北与华中等地的沿海港口，遭到了日军舰队的严厉封锁，华夏已经运不进来任何的战略物资，而唯有广州港口不同，因为此地靠近香港与澳门，许多船只可以打起英美的旗号继续运货。
日军本来也不想得罪英美俩国。
但是自从淞沪一带连番受挫后，日军的心理已经有些变态了，尤其到了9月份，日本正式转入战时经济后，其民生与经济一落千丈，心理扭曲的认为，日军之所以连番战败，是因为英美等西方列强，在暗中对华夏军队支持的缘故。
因此日军对广州市区与港口的轰炸，是有恐吓广州普通市民，不得再为华夏军队，运输各类战略物资的意思。
当然，日军也有间接恐吓英美的企图。
但是，日军此举，更多是警告香港与澳门等西方租界，不得再变起花样的支援华夏抗战，否则不排除今后，将会连续发生“误炸”的事件。
虽然广州空军的英勇反击，沉重的打击了日本鬼子的侵略，但是在轰炸的当日，就有一千三百多名无辜百姓，惨遭荼毒，几十艘运货商船被焚毁，导致生命财产损失无数，许多软弱的商人也确实想妥协退缩了。
此次日军空袭广州，是继9月2日，香港发生丁丑风灾（又称九·二风灾）以来，在短短七八天内，遭到了的第二次重大人命财产损失。
此次轰炸激起了全世界人民的义愤，认为这是日本鬼子对人道主义的践踏。
南京军委为了谨防此类事件发生，只好命令昆明与桂林的部分空军部队，移驻到广东沿海一带，协助广州本地空军协防广东，另外再从川西的订单中，艰难的拨出五十架飞豹战机，加入到广州空军。
1937年9月11日，华北日军兵分二路，大举进攻我军阵地。
日军的主力进至河北蔚县附近，一部向涞源一带进攻，一部西向山西灵丘推进，华夏之第十七军及第七十三师与日军鏖战，随后逐步西撤至平型关一线。
日军的战略目的是山西太原。
华夏的第二战区长官阎锡山大为火起，准备集中晋绥军精锐，在忻口和平型关一带，与日军进行一次大决战。
而另一路日军，则以第10师团为主力，在师团长矶谷廉介带领下，沿津浦线向沧洲、保定一线进攻，战略目的是占领保定、全歼华夏的第一集团军。
该集团军是以第二十九路军为底子，所改编而成的军队，司令正是抗日名将宋哲元将军，该集团军下辖三个军，即张自忠的第五十九军、冯治安的第七十七军，与刘汝明的第六十八军。
然而，第一集团军刚改编不久，南京政府就委任西北军创始人，冯玉祥将军，为第六战区（即华北战区）司令长官，令他亲临保定指挥津浦路抗战。
而二十九路军，本就源于西北军体系。
冯玉祥的到来，直让宋哲元等人嘀咕不已，暗暗怀疑南京在变相夺他们的兵权，于是纷纷称病告退，其中宋将军自己更是远赴泰山休养，导致整个集团军人心涣散、相互疑忌。
因此，矶谷师团开始沿津浦路，向保定进攻时，第一集团军的内部矛盾总爆发，全军上下根本无心恋战，几乎是一触即溃。
鉴于整个华北出现了糜烂之象，南京政府在无奈之下，只好将冯玉祥调回了南京，改任第三战区（即淞沪战区）司令，让宋哲元回来收拾残局，使整个第一集团军略有好转。
可惜为时已晚，颓势已成。
9月11日，在华北日军大举南下的同时，淞沪一带的日军也发起了新的攻势。
日军出动了十余万后续陆军，七十余艘舰艇，与近千架战机。
为争夺华中制空权，日军出动了六艘航空母舰，以及本土与台湾的所有远程轰炸机，不但九六式陆攻倾巢出动，就连日本购自于意大利的，八十多架伊式重爆br.20轰炸机，也一并投入到了淞沪战场。
br.20轰炸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由意大利飞雅特研发的轰炸机，俱有应力蒙皮等先进技术的轰炸机，1936年试飞成功，试飞了6个月后，即刻投入正式生产，已经装备了意大利空军第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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