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真的是汉武帝？竟然全是眼白，还是尸身？”我心中暗暗吃惊，按理讲这汉武大帝要比汉宣帝的地位权势要高很多，可为何汉宣帝刘询已经是阳人之躯体，而汉武帝仍旧是阴尸，同样是千年谋划，汉武帝怎么可能没有手段恢复阳气，所有人的生机都是阴阳交汇才得以成全，全阴的人为僵尸鬼魅邪物，全阳之人只存在于传说中的神邸，诸如日月之流，所以汉武帝灵魂卓然存于阴尸之中这件事儿之中就透漏着诡异。
谈判还在进行着，但是我知道肯定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因为两个人的理念完全不同，甚至说有所悖。
要知道征和四年（前89）六月，六十八岁的汉武帝刘彻下了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罪己诏”——轮台诏，人往往意识到是怎么回事儿并不代表自己一定会按认识到的方式来处理。
汉帝国在汉武帝晚年时陷入风雨飘摇之中。在此前两年（前91），发生了震惊天下的“巫蛊之祸”，遭陷害而被迫发动政变的太子刘据兵败自杀，皇后卫子夫也追随儿子而去；第二年（前90），汉武帝后期最倚重的将领大将军李广利阵前投降匈奴，几乎已宣告了刘彻武力解决匈奴问题的最后破产。
除了政治和军事上的双重挫败之外，刘彻此时也败光了文景之治积攒了几十年丰厚家底，《汉书》中的说法是“海内虚耗”，“天下户口减半”。
按照《资治通鉴》所记载轮台诏之前的三个月，汉武帝在泰山附近的封禅仪式上，据说还曾作过比轮台诏更为深刻的自我批评：“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
在司马光看来，汉武帝所为已无限接近了秦始皇的暴政（“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给了一连串负面的四字评价，“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如果不是“晚而改过”的轮台诏，汉武帝岂能“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
汉武帝无疑是热爱战争的。置于古代的历史情境，如果不是持如司马光那样偏执的和平观的话，汉武帝的战争本身，无论是从道义上而言，还是从政治需要而言，用负面意义过强的“穷兵黩武”来定义可能是附加了过多的现代人情感。
但是，我还是想把“穷兵黩武”送给汉武帝，战争本身可能是中性的，但整个统治时代几乎一直贯穿着战争却是难以辩护的。汉武帝和秦始皇最大的共通点就是，他们都非常不擅于自我节制，无视国力民力的极限，任由开边yù_wàng无穷蔓延。
汉武帝给人最大的幻觉就是，他不把国家打到崩溃边缘，不把民力使用到极限，不把战争打到四面开花难以为继，他是不会停下征伐脚步的。就汉匈战争而言，虽然全过程汉武帝都是在“以本伤人”，享受着杀敌一万自损八千式的胜利，但其间的确是有见好就收的时间窗口的。元狩四年（前119），在毕其功于一役的漠北战役中，匈奴主力实际上已经被卫青霍去病重创，出现了“匈奴远遁，漠南无王庭”的大好局面，汉高祖“白登之围”的百年耻辱连本带利地报了，匈奴再也已无法构成对汉帝国的军事威胁。
汉武帝如果在此时结束战争，不纠结于他真实历史中追求对匈奴问题的“彻底解决”，就等于提前轮台诏了整整三十年，汉帝国有这三十年的休养生息，又何至于出现汉武帝后期的“海内虚耗”，“有亡秦之迹”。
如此，汉武帝的历史评价也不至于那么充满纠结，在暴君与“汉武大帝”两个极端间摇摆。
甚至汉武帝的直系子孙都心情复杂的审视着这位“大帝”。武帝去世后没几年，在昭帝始元六年（前81）召开的盐铁会议上，从民间来的贤良文学就试图全面否定武帝时推行的各项经济政策；宣帝即位后的第二年（前72）围绕祭祀武帝要不要增加庙乐，大汉朝廷又一次发生了分裂，大臣夏侯胜激烈攻击了武帝，“人民相食”，“无德泽于民”，宣帝大怒将夏侯胜下狱，但之后又特赦出狱；汉哀帝时，朝臣甚至因为武帝过失太大，建议其庙“宜毁”，尽管最后保住了宗庙，但汉哀帝甚至一度持中立立场。
鲁西奇先生在《何草不黄》中写到，“以帝王的威权与强大的国家资源，去成就丰功伟业，固然不容易，而更困难的却是承认自己的错误，甚至是否定自己的丰功伟绩，这种否定所需要的勇气和力量，远远大于创建丰功伟业所需要的勇气和力量”
但是史书怎么评价汉武帝刘彻给我的印象是坦荡的，这个豪迈的汉子根植于历史之中无关善恶，无忧对错，单是晚年敢于担当反省自己已然不易，何况对于一个身上有赫赫战功，注重名声的一代大帝，肯于如此昭告天下更不易。
反观汉武帝的曾孙也就是汉宣帝刘询这家伙则阴柔甚多，也可能真的与他小时候的境遇关系太大，他的思维之中怀柔以辖养民以水火，甚至对相爱与自己的霍成君都能够肆意设计，单是这份心机城府就已经将自己和汉武帝刘彻的思路完全的区分开来，其太过隐忍即为奸诈在点上他甚至打了刘家祖宗的脸。
所以我不认为汉宣帝和汉武帝谈判能有什么结果，两人对江山的理解与见地完全不同，一个主刚，一个偏柔，结果必然分歧甚大，谈崩在所难免！
“皇爷爷，我最后再次奉劝你要三思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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