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头一看，见一个虎头虎脑的熊孩子站在身后，拿着一把塑料冲锋枪，再后面，三舅妈跟了上来，喘着粗气说：“追不上这孩子了！”看到我们，忙打招呼，“侍炎来啦，毕业了没？”我回答：“毕业了，我们三个合伙开了个玄学馆，给人看看事，做个心理辅导啥的，这次碰到点事，听说我三舅认识一个高人，会拘神遣将，呼风唤雨，搬山挪海，撒豆成兵......”我三舅哈哈大笑起来，“哪有这样的高人啊！......”那孩子跑过来，往三舅身上爬，看到我们拿来的果篮，眼睛直勾勾的看，我赶忙打开果篮，问他要哪个，这孩子拿拿这个，摸摸那个，三舅妈点着说：“瞧那点出息！”说完端着果篮，一边说：“买啥东西啊！这崽子啥也不好好吃......”说着进屋，孩子也跟着进屋了。
听到我们说起高人的事，三舅来了兴趣，喝了一口茶，拉开了话匣子：“要说这高人啊，还是当年我在山村插队的时候认识的呢！你三舅我呀，当年是红心向党！响应党的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思想要求进步，主动写申请，下了乡！当时戴着大红花，敲锣打鼓的被送上火车的。刚去的时候啊，还真受了点苦啊！大饽饽剌（la）得我嗓子疼，当时的麦子还不是收割机，也不是镰刀割，而是用手拔，那累的啊，大日头那叫一毒！有的知青当时在那大声狂叫......好在很快就熬出来了，全仗那位高人的出现！”
说到这，三舅喝了口水满脸激动地说：“那是一位老干部，解放前在天津，在敌伪那边干，真实身份是个地下党。后来在一次传递情报的时候，不慎暴露了身份，党组织派一个内线，掩护他逃出了天津，回到了组织的怀抱。不久就是平津战役，打天津，由于他对天津市及郊区的地形很熟悉，就被调往前线，编入邓华的部队，再后来，以其侦察方面的特长，调往朝鲜，参加抗美援朝。之后回国转业到国家物资部工作。就是这样一个老干部，反右运动中被错划为右派了。因为他有许多战斗故事，光荣历史，却从来绝口不提，却总是跟人说他过去在敌伪那边卧底时与一个神仙打交道的故事！这也不能完全怪他，当时他属于有文化的，在那安排工作，可他那些手下，却一点都不比他资格低，那都是些老兵，有多年的战斗经历，可没文化，不识字，在下面给他们安排个正职吧，没文化干不了，安排个副职吧，那些正职又都曾经是他们的手下，所以拧着不去，赖在京城，宁可当个保管员。讲起战斗故事，那些人比他在行的多，他也只能吹这些不着边际的东西了！可这些在当时属于牛鬼蛇神，所以被打成了右派。不过当时他并没有被下放劳动，也是因为他说的这些，即使认为他是毒草，也没有向党进攻的意向，不过是茶余饭后的瞎扯罢了。可是后来那十年就没那么幸运了，由于他在敌伪工作期间是单线联系，现在找不到当时的领导人，所以就被以‘有历史问题’的罪名，下放到老家劳动改造了。这对他本来是坏事，不想却因祸得福了！
他是从物资部调出来的，认识各地物资局的，当时能给村里搞来农药、化肥等紧俏生产资料，在村里很受重视，他还通过手下的关系到各地联络，把一个厂里淘汰下来的设备当作废钢铁买了回来，又聘请专家调试，在村里建了一个弹簧厂，生产机货车大弹簧。当时国营厂产量吃紧，有这样的帮手当然愿意，就以委外加工的方式让他们代料加工。其生产的弹簧也就顺理成章的成了国营厂的产量。当时那大弹簧就七十多块钱的单价啊！相当一个城里六级工人一个月的工资。之后他又建了几个厂，他也就成了大队不在编的领导。许多事都会请他出面，跟他商量。到现在，那村每年还能收上来几百万的承包费，他开的那些厂还在呢！当时我们这些知青，都作为青壮劳力，派到了各个厂，这等于工作与城里的工人没有区别啊！可是收入却不低，我这样的，当时在厂里是维修钳工，每个月80多块钱，记10工分，年底工分还会再分一次钱，那真是羡慕死人的活啊！比城里八级工收入还高！所以当时附近的知青，纷纷托人靠脸的，想法设法往这调。一些成份不好的，干脆与大队社员成份好的结婚，不回城了。
可这高人这个时候平反了。他只在大队待了两三年，当时e还没结束，他就平反了。起因是当年掩护他撤离天津的那名地下党，也是因为找不到证明人，被关起来了，后来这个人供述，在天津时，曾按党的指示，掩护一名地下党撤离天津，那人解放后曾看到过这个撤离的地下党，在国家物资部！于是那单位，拿着介绍信，来物资部外调，这样两人的历史问题都搞清楚了，再加上当初他那些高级别的下属都闹，他也就被平反召回原单位上班。后来退休，再后来落实政策离休，大队没有忘记他的功劳，专门给他盖了一个院子，雇一个保姆，把他请回来，一是享福，二是村里一些重大事项，听听他的主意。他把单位分的房让给了孩子，自己回老家来了。”
我这个时候插话说：“我靠！三舅你这么说的话这老头现在应该已是一百多岁了，还能找到吗？不会早西行了吧！”
三舅摆摆手，说：“还健在，前不久我们知青聚会，有在当地结婚没有回城的知青，据他们说老头还健在呢，至今还是精神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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