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多月之后的又一个星期四，天气已经变得寒冷。下午三四点钟的时候，太阳慢悠悠的晃荡在西南边的天空，我坐在图书馆靠西边一个窗口位置的桌子上看书。图书馆很空旷，我们学校的图书馆人总不是很多，远处的几张桌子上零散的坐着几个人，我那个区域只有我一个。阳光穿过窗户照在我的身上，桌子旁边的墙上立着一片白色的暖气片，我偶尔会将腿搭在暖气片上，感受它带给我的温热。我正在看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
我感到有人坐在我的对面，我刚想抬头看看是谁，一股熟悉的洗发水的味道飘进了我的鼻孔，我浑身一颤，尽量克制住自己的激动。我对那个味道印象太深刻了，那晚给海琳琳从墙上往下拿画的时候，她洗发水的香味深深地刻在了我的大脑里。
我从洗发水的味道判断出来就是她，我对自己的判断深信不疑。我不敢抬头看她，但我又不得不去看她——要不就显得我太过于心虚。我把头从书上抬起来，看到她的那一刻，我觉得世界上发生的有些事情真的是让人难以置信。
海琳琳正面带微笑的看着我，我也对她报以微笑。
那一刻，我在紧张和颤抖中想了好多种可能，她为什么要坐在我的对面，整个图书馆那么多的空位置。我想，她或许是觉得这儿有阳光可以照到，也有可能是书桌旁边有个暖气片更暖和一些吧。但那一刻图书馆里面符合这种条件的书桌太多了，我坚信她是故意要坐在我的对面。
“你这儿好暖和啊。”她微笑着对我说，然后把头看向了白色的暖去片。
“是啊，挺暖和的。”我赶紧把腿从暖气片上放下来，那会儿，我斜侧着靠在椅背上，右腿搭在白色的暖气片上，显得吊儿郎当。我调整好坐姿，有点儿尴尬的对她说：“外面好冷啊。”
她戴着我那天在校门口看到她脚受伤时戴的那顶白色绒毛的帽子，披肩的头发从帽子里面顺出来，铺在肩上。虽然戴着帽子，但我依然能闻见那熟悉的洗发水的味道。阳光透过窗户玻璃照在她的脸上，她面前放着两本16k本的英语书。
我把头低下去，我害怕她看出来我故意制造的那些平时在早餐路上的“相遇”，然后质问我为什么要那么做。如果她真的要问，我就装作很无辜的样子告诉她我并没有那么做，那些“相逢”真的只是巧合。
“你看的什么书？”她问我：“看起来挺厚的。”
我把书合起来，让她看到书的封面。
“《davidcopperfield》。”她用一股英语腔念出了书名：“挺著名的一本书，但我没看过。”
“你的脚好些了么？”我问她：“应该没什么大碍吧。”只是话一出口，我才知道这句话暴露一些秘密。
她奇怪的看了我一下，然后用微笑的表情告诉我已经全好了，一次在英语培训班下楼的时候扭了一下，不过没有什么大碍，幸亏有舍友照看。听她讲的时候，我心里一直担心她会问我是怎么知道她的脚受伤的，那样我实在不知如何回答她。
之后我和她都不再说话，都低头去看各自的书。
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困扰住了我：她为什么坐在我对面？我一直认为她只是把我当成一个帮助过她的热心人而已，从她以前那些对我的态度，还有平时我制造那些偶遇时和她打个招呼平淡的语气来看，如果不是我和她偶尔会见到，她用不了多久就会把我忘掉。我想，她只有两种可能才会专门坐在我的对面，第一就是她把我当成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朋友，第二就是她发现了我过分的关注了她，过来质问、或者套出我话语的某些漏洞，然后警告我以后不要再打她主意。
我没有觉得她是对我意思才会坐在我的对面，在我的心中，总觉得她把我甩了好远。后来，我变得成熟的时候，回想起彼时的感觉，深感自己的年少无知和青涩，才知道那是面对心上人时都会出现的一种错觉。再说，如果她真对我有意思，她反而是不会直接来坐在我对面的。所以，唯一的一个原因就是她的确把我当成她最普通的一个朋友。但即使这样依然让我兴奋不已——至少她坐在了我的对面。我感到自己掉进了一个陷阱，里面全是倒立着的针刺，针刺上抹着甜的无与伦比的蜂蜜。
我抬头看着她，她正埋头看书，那个角度我能看到她的睫毛，阳光照在她的侧脸，她脸上的绒毛泛着淡淡的米黄色的光。我很想跟她说话，怕她会责怪我这个人没有眼色，打扰了她看书。她来我这儿坐不过就是想打个招呼而已，并不是要和我聊天，学习英语才是她的重中之重。
我们就那样静静的面对面坐着看书，谁也没有说话。一股风把一片诺达的梧桐树叶吹得盖在了窗上，那时候梧桐树叶已经落了好久，不知从哪儿飞来的。我俩都去看那片贴在窗户上的梧桐树叶，一会儿，那片叶子顺着窗户玻璃掉了下去。
“我叫海琳琳，海是大海的海，琳是王字旁一个木字。”她转头看着我说：“e？”
她并不知道我早就知道她的名字了。
“我叫娄禹其。”我把自己的名字写在一张纸上递给她看。
她在嘴里慢慢的默念了一遍：“娄-禹-其。”
她告诉我，她和她的舍友都报了英语补习班，在学习英语，有机会她要出国。还得学一段时间。她问我这段时间在学校干什么，经常见到我。
我不能告诉她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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