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在十一点二十五分降落，我习惯了飞机降落时逐渐贴近的地平面，但这次没有看到。飞机在一片混沌中猛地颠簸一下，让怀着因逐渐返回旧地而复杂的心吓了一跳，当我通过遮光板看的时候，飞机已经在跑道上减速滑行。我知道那空气中黄色混沌状的东西就是雾霾，雾霾浓厚，让我一度看不到逐渐贴近的地面。
我从新闻里得知这座城市雾霾正浓，这是我第一见到雾霾。我离开三年之久，这是一个短暂的时间，也是一段漫长的岁月，在我的记忆中，我一直以昨天的时间跨度保留着对它的印象。我那一年离开之前，这座城市从没出现过雾霾，仅仅三年，一切都变了样。我左脚踏出机场大厅的门口，外面仿佛世界末日，能见度不足二十米，空气中飘着一股特殊的酸味，行人戴着口罩，神情漠然，沉默寡言，整座城市死气沉沉，昏昏欲睡。
我先坐出租到车站，再从车站坐车回到老家。阔别已久，家乡变化很大，街道铺了水泥，我临走时才种的景观树已经长高，村子远处大沟的边缘因为雨水冲刷更加的陡峭和宽阔，沟边的道路坍塌的仅能容一人通过。村里老人增多，好些人仿佛在一夜之间苍老。我离开的三年，村里有十二个孩子出生，有九个老人去世。三个发小结婚，当时他们在电话中通知过我，让我务必回去参加他们的婚礼，他们和我都知道，他们强调的“务必”肯定难以实现，但依然必须说出口，以示一起用尿和泥玩的情谊的不可磨灭。唯一没有改变的是雪后的场景，荒原白茫茫一片，偶尔会有野兔风驰电掣般的跑过，在雪地上留下一串串脚印；野鸡藏在没有被雪埋住的荒草里，受到惊吓扑棱棱的飞向高空，然后落在不远处的另一堆荒草里。
几年的南方生活让我很久才重新适应家乡冬天的寒冷，南方的阳光没有让我变的黝黑，而是更加白皙，家乡的亲戚见到我都会说我更白了。头发和胡子是第一个让母亲反感的东西，她见到我被很多人说充满了艺术气息的外表，让我放下包就去理发，如果不回归正常，就别想吃饭。我去镇子上将头发理短，剃掉已经让我习惯、并且引以为傲的胡子。在我的家乡，没有人认为好男人会打扮的像个流浪汉。春节临近，我的婚事第一次被提上日程。
“你过年就二十七了”母亲说：“该结婚了。”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我该结婚了的话，在此之前，我一直觉得所谓的婚姻离我还很遥远，仿佛婚姻永远只是发生在大人身上的事情，我依然年轻，没有进入适婚年龄的圈子。但事实如此，我已经超过法定结婚年龄快三岁，我有两个发小的孩子已经出生。二十七岁，在我的家乡，正是结婚的黄金年龄——也是必须结婚的年龄阶段。我对婚姻没有任何概念、没有任何感觉、没有任何期盼。仅仅是刚毕业那会儿，和海琳琳一同待在画室，背靠着暖气片聊天的过程中，脑海中出现过结婚这个词。那时候，爱情的冲动和迷醉让我一度想起结婚，也一度想不起结婚。我想过，如果跟她结婚将会是怎样的一种情况，我们将会有怎样的生活？她只想做画家，热爱画画胜过所有东西，而我对画画无欲无求，甚至不希望毕业后再接触画画——但我毕业最初几年的确以它为生。我们共同理解的东西会让我们走向尖锐的冲突，还是进入梦幻般的甜蜜，互相成为对方不可或缺的人，所有的一切都难以确定。但这一切都只是想象，那时我甚至没有想过要对她说出我心中的想法。直到我决定离开这座城市，从那一刻起，我对结婚这个词更加的陌生，仿佛它从来不曾出现在过我人生的词典当中。当母亲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既陌生又恐惧。恐惧的不是我已经成为了大人，而是时间流逝的竟是如此之快，我甚至因为这个想起了我的人生，想到每个人都会有死的一天，心中默默计算着我可以活多少岁，我还有所少年可以活。
就像所有那时候同样年龄的孩子一样，家长的催婚随时都在进行，但总是需要太多次的苦口婆心。我相信的是，母亲汲取她身边那些为人父母的教训，提早就婚姻观念灌输给我，以便让我逐渐接受我已经需要成家的事实。但我只是把它当成了一件并不需要太过于去关注的事情。
所有的一切都在重新开始，我在我曾经上学的城市需要找一份新的工作，过去的事情总让我觉得这座城市既陌生又熟悉。车辆增多，楼层比以往更高。地铁开通，据说第一天试运营的时候，拥挤的市民将入口的扶梯踩塌。城市新组建的球队以城市名字命名，每个周末主场比赛的时候，球迷将体育场附近的路围得水泄不通。我走的时候正在建的一个全市最大的公园已经建好，公园南北长四公里，东西宽两公里。老人在里面跳舞，年轻人弹吉他。夏天的夜晚情侣隐身在茂密的树林中，以为别人看不到他们。玄鸟在公园广场低空掠过，大雨将石板铺的公园小路洗的光可鉴人，违法捕鱼者深夜打着手电沿着公园的湖边寻找目标，有个捕鱼者失足掉进湖里，第二天一早尸体才被晨跑的我发现，我打电话报警。但淹死他的那个地方水深不足一米，为什么还会被淹死成了一位永远无法解开的迷。那座公园成为了我工作空挡期最喜欢去的地方。
感觉整座城市什么都变了，什么都在变，唯一不变的是市民永远一致的口音，和每年九月满城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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