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场中间站着不少人，也好在五田村只有二十三个户主，六水北支也只有二十个户主，连同那些穷看热闹的婆娘，加起来也不超过一百号人——院场哪怕装了两个大型的行军帐篷，站这小一百号人也还是宽松得很。
木屋边上的树荫里，赵翔和陈汉林商量许久，大家巴巴地看着，却没人敢上来来问话。五田村村民推何德芳出来，却被何德芳臭骂了一顿。接着六水村的那些户主被一个个轮流叫过去，回来的时候一个个神情凝重，旁人问话也不答应。
这可急坏了五田村的村民，因为到现在为止，何德芳这位“重臣”居然还能说上一句话，更别说他们这些小村民了。但大家急归急，却没人敢上前去，只得远远选了块树荫候着。
等十九名北支户主都被叫了一遍之后，赵翔到大殿门廊上，所有人便自觉凑到门廊前面围着。很安静，就连在边上戏耍的孩子也停了下来，静静地等待赵翔开口。
场面有点太严肃了……
“今天就几件事，第一件是关于六水村北支的乡亲们加入合作社的事，刚才我一个个沟通过了，大家都没意见，也就意味着……”赵翔突然拔高了音调：“也就意味着，以后在我的眼中，没有六水北支和五田村的区别，只有岗位不同。我不希望以后哪天突然有人跑过来告诉我说五田村的怎样怎样，六水北支的又怎样，这些我之前给汉林和何老的简章里清楚明白地都说过了，还有不明白的可以找他们两个询问。”
没有人反对，其实在不管古今，但凡是公众决策，一般反对者都少见，至少在当时不会反对。这种民族习性有好也有坏。
坏处很明显，反对者不愿意当众将意见说出来，事后总会在背地点搞点小动作，不利于“团结”。
但为什么现代社会里面，国人乃至全世界都喜欢采取集体投票的决策方式？很简单，因为这样有利于领导者一票通过，哪怕你事后再反对，也是理亏的，谁让你当初不站出来说呢？领导者至少在这方面站着大义。
本来之前就通知过的事情，按理说没必要再当众重复拿出来说，只是赵翔自己也不确定，他只是一个普通人，最辉煌两个人生巅峰，一个是初中之前作为孩子王手底下跟着一起玩耍的小伙伴有十几二十人。另一个人生巅峰是大学时班里面的体育委员，篮球赛时统领全队……
除此之外，赵翔没有当过别的任何“官”，更没有在任何组织中领导过任何人。正是因为这样平凡的履历，他才需要重复地强调，从大家的反应中得到肯定——合作社这种模式自然是从后世模仿而来，能不能在南宋这个小小的南蛮之地扎根，他自己也没有底气。
但赵翔没有底气，不代表村民没有底气。显然赵翔高估了五田和六水北支村民的思想境界——每天耕种但连饭都吃不饱，只能上山下水采集山货水产的人，在赵翔承诺了一句“保证大家每人每月有五十斤的大米”之后，所有村民都按下了手印。当然，前提是大家按时按量完成工作。
站在下面的村民们都沉默，等着赵翔接着往下说。人群外却有人举了手：“东家，你说的一个人口一个月五十斤口粮是真的吗？到时候要是发不出来怎么办？”说话的正是许许家大娘，许三德他娘。可见许三德喜欢当众提问的优良基因来自他娘。
何德芳瞪了她一眼，但许大娘却没有住嘴：“赵先生你是神仙人物自然是不怕饿肚子，但我们跟着你搞这个合作社，活不少干，地里种出来的粮却不能进自己家，你到时候要是一句话说没米发不出工钱，让我们可怎么活下去？”
这一句话出来，人群中议论声渐起，近而变得嘈杂。这也就意味着大部分人还是持怀疑态度的。
赵翔压下大家的声音：“许大娘提这个问题很好，有问题就要说出来嘛，这些其实之前给你们的章程里面都说得清楚明白，口粮不是问题，我有水田近四千九百亩，一亩一年就按一千斤大米产出来算，490万斤是有的，按少了算，四百万斤粮食，合作社共计240人，一人一年发放六百斤，一年也不过是十四万斤大米，这个不清楚的可以回家再算一算。大家之前自己种粮，之所以不够吃，一方面是田租高，另一方面是稻种不好，我从家乡带来的那些双优稻种，不敢说多高产，但几百斤总还是有的。如果许大娘非要说年年灾年没有收成，那我只能说自己的命数不足以在漳州地界站住脚，真到那个地步的话，我将田产全部转赠给各位，回南洋去。”
何德芳忙道：“赵先生可别说这样的话，真到那个地步也是天要绝人活路，许三娘你一个妇道人家只操心着明后天的口粮就行了，你家户主现在是三德子，有什么事回家问三德去！”
三德也连忙跑去将他母亲劝住。何婆更是将她带到一边训斥去了。许大娘也委屈：“我不过是想远一些罢了！”
小插曲过后，赵翔也不想再做过多的解释，事实上他还挺后悔搞这个合作社的，本来自己把田地租出去收收田租就行了，住在小芝山顶上，与世无争的多好，反正现代那边已经买了一套顶楼四百多平米的复式豪宅，附赠一百多平米的大露台可以弄成空中花园。车子也买好了，到时候装修好，住在那里跟隐居也没什么区别了，而且商品供应还方便。
可他不忍心啊！
一个个穷得叮当响，两百多号人里面居然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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