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初秋的一天，凉风习习，晴空万里，梁仕容回乡探望在乡下务农的儿子和他的兄弟梁仕达等亲人和乡亲。梁飞汉见父亲和二叔在里屋拉着家常，于是从屋里出来，独自座在屋前那棵笼眼树下，一边用烟纸卷着烟丝，一边陷入了沉思之中。
“亚汉……”
突然，屋内响起一阵急迫的尖叫，梁飞汉从座在树底那块青石板上猛地站起来，一个箭步跨进屋里，只见二叔手里捧着家里那只报晓雄鸡，不知所措。
梁仕达一见梁飞汉进来，着急地说：“快……快来看看，这只鸡刚才还好好的，突然无精打采，阿白鹤屎，看来是得了鸡瘟病了，怎么办好呢？”
梁飞汉座在树底下正沉思，猛地被二叔的一阵急迫尖叫所打断，以为里面发生了什么大件事。“鸡瘟病是个千古难以解决的难题，死了就当垃圾丢出去算了。”他望着二叔，没好气地说。
“你如果能把这个千古难题解决了，养鸡何尝不是一条发财门路！”梁仕容见儿子这种态度，激将法式的回了梁飞汉一句。
梁仕容的一席话，像一磅重型炸弹把梁飞汉的心给炸开了。他举一反三，辗转反恻，久久不能平静。他想，鸡瘟病之所以成为千古难题，就在于千百年来养鸡是老人小孩干的家务活，鸡病死了就当垃圾扔掉或丢到粪池浸烂当肥水淋菜、淋稻田，不断重复着某一固死的模式，是一种套路的延伸，再加上长期社会****对创新的封杀，所以这种套路越来越是习以成俗，成为千年俗套。千百年形成的俗套，造成了千百年无法解决的鸡瘟病难题，这就是历史的真实。
在现实中，家庭养鸡，书写着这样的一条不等式：养鸡≠防病（一体化），也就是1+1≠1。于是在人类历史中，人们总是习惯地沿着传统的1+1=2这一数学命题去演绎实践，去推断、去演化现实。经过世代的沿袭，家庭的养鸡与防病已形成了两个相互对立的、互不关联的孤立面，从而各自导演出如果鸡患了鸡瘟病，只好当垃圾扔掉的现象，与人们的需求往往相差甚远。
在学校里，梁飞汉是一个出了名的数学怪人。在他漫游过的数学海洋里，接触过许多不等式。经过历史和实践的演化，数理的不等式被转移到了现实中，但现实毕竟远离着课堂，人们对于不等式的演算往往是丰富的而具有色彩的。如人为的移合，利益的诱使，科学的创新，人情的软化等，都可以使数理的不等演绎成现实的相等，从而往往使客观被扭曲地出现，以虚伪的面目而存在。但科学的不等式只能靠科学的手段去演算才能完成，梁飞汉要走的就是以科学的手段去导演数理的不等式。
再说梁飞汉当时从梁仕容的一席话中受到了启发，萌发了一个“1+1=1”的新慨念。在他的意念中，决意要把养鸡和防治放到一个统一体中去进行攻关，这是他的立论，是他萌发的创新亮点。意味着亘古未有的一场变革将在他的脚下伸腾。
语云：“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成就梁飞汉日后养鸡辉煌业绩，就是从那时被他父亲梁仕容的那一席话中受到了启发，从本乡本土开始的。
梁飞汉自那次被父亲梁仕容用激将法点了一下后，似觉脑门顿开，脑海中不断闪耀出养鸡“1+1=1”的新慨念，整个人变得像中年人一样老成持重，深沉多思。
俗话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一个春风沉醉的夜晚，梁飞汉独自一人在老屋独饮自酿的木薯酒，对酒当歌，慨叹人生。朦胧中，仿佛看见当时的阳春县的凌宵岩、云浮县的蟠龙洞两只石鸡冲天而起，飘然而至，停落屋中。
悠忽，又见一群小鸡在院子嬉戏、觅食，然后又聚集在他跟前，“吱吱”地叫，好像在叫他“鸡王、鸡王”似的……一觉醒来，原来是南柯一梦。
虽然，梁飞汉那晚酒后成梦，但这个从大城市回乡村务农的知识青年，有一个爱好，就是喜欢读书看报。当他从有关报刊中了解到国外已经建立起现代化养鸡场，成批生产肉鸡，于是，坚定了他实行之前萌发的饲养群鸡，“1+1=1”的奇想。正是这一突发奇想，也是一个现实的选择，方为他日后成为赫赫有名的养鸡司令，并把公司开到了京城奠定了基础。
古希腊科学家阿基米德说过，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够撬动整个地球。梁飞汉立足于本乡本土，就是他所选择的创业支点。
一个北风呼呼的冬日，梁飞汉冒着呼啸的寒风，骑着他二叔家中那辆全部车都响、唯独车铃不响的28寸红棉牌自行车，到远在20多公里的天堂圩市买回了第一批30只鸡苗，在自家老屋，开始了养鸡的千里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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