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离开得那么久了。一切又仍在咫尺。那些本应因太久而远去的东西，常常在不经意间跳出来，使我那历经三十度寒暑历练的情怀，像开冻的冰层那样出现咔咔嚓嚓的阵阵震颤。
我暂且生活的这个小城里流行着文学病，一九八〇年以后县文化馆的两名创作辅导干部，先后获得了全国优秀新诗奖和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而使这病变得愈发肆虐了。最令人感叹的是有两名青年农民在高中母校同场发表演说，先上台的发誓要作鲁迅第二，后上台去的不甘示弱，赌咒要拿诺贝尔文学奖。
小城在鄂东英山，旧称城关镇，如今借城郊的几眼温泉而改名叫温泉镇了。
我的青春梦境里，像绝大多数男孩那样：想当兵，可是那该死的副鼻窦炎，销蚀了也许应该与巴顿齐名的将军；想打篮球，可是那倒霉的一米七〇身高，使之一听到穆铁柱的名字就感到世界太不公平；想当小提琴家，虽然使劲在省歌舞团的那位首席提琴手面前锯了几天马尾，仍无法使之发现丁点天赋；再后来，我仅仅只能在光厂名就叫人心烦的阀门厂当了一名车工（这座集体所有制的小厂使我蒙受出身不好之冤，至今仍未得到昭雪），尽管我为工厂的宣传栏写了一些叫作诗的东西，尽管这文字曾独占了整整一场晚会，但这仅仅是作为先前团支部宣传委员，后来团支部书记，对自己所组织的活动履行义不容辞的职责。
感谢某次上夜班突然遭受三百八十伏电压的电击，从三天眩晕中清醒过来，小城中普遍流行的文学病不可避免地侵入到我的肌体，而且是积重难返，于是我用建设四个现代化所急需的那种干劲写起小说来了。为什么？大概是觉得刚刚结识的后来写了《第九个售货亭》的姜天民兄，相貌长得并不比自己标致——除了这些我实在不敢瞎说，有些东西还是永远藏在心里好！
然后，我每年比别人少看了一百场电影。
然后，我每年比别人多了几十张大部分是铅印的退稿笺。
然后，我在一个短篇中愤懑地写道：什么慧眼？哪儿见过慧眼？生活的道路上尽是些卉眼！秽眼！烩眼！晦眼！并开始怀疑自己一向坚持的信条：人生的道路并没有任何捷径，唯一的诀窍是，看准一条道路走下去，不要回头，不要旁顾，犹豫者，徘徊者，终归是跟着别人爬的碌碌鼠辈。似乎自己正在成为这种碌碌者！
然后，获奖诗人和获奖作家被上级***门调走了，“出身不好”的我被名不正言不顺地“借调”到县文化馆。就这样，机遇露出了尾巴：我住进全馆最有灵气的四〇四号房间，写《第九个售货亭》的姜天民兄已人去楼空，留下那只曾经趴在上面写出了那篇佳作，因为是公物不得搬走的旧办公桌，还有那把没有人坐着压着也会吱呀作响的烂藤椅，最重要的是那一屋灵秀。
“守着这风水宝地写不出东西才怪。”冲我说这话的人弹出了弦外之音。退稿笺和废手稿又积攒了一大堆，我怕当着众人的面烧，躲在屋里点了一把火，浓烟呛得睁不开眼睛也不敢开门，邻居都以为是失火了。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国家的变革才刚刚开始，到处都是朝气蓬勃的样子，在极短的时间里，一批又一批相对年轻，而且有较高知识水平的人，被选拔到关键岗位上，担任起关键的工作。更年轻的那一批人，则面对各种各样诸如电大、职大、业大、函大等课程，抓紧一切可能的业余时间，苦心修炼着大学文凭的正果。眼前的榜样摆在那里，大家都明白，这些是今后人生旅途上不是捷径的捷径。那时，我本该属于这些更年轻的一批人，却没有与同伴们一道顺潮流而动，偏偏要独自踏上文学这条不归路。我那时已在县城一家工厂里从车工做到了厂办公室秘书，被借调到县文化馆工作后，包括最好的朋友，都没有对我的选择表示出应有的鼓励，走在黄昏落日后的街道林荫里，时常孤独地面对一群群已成了电大新生的熟人。他们身上掩不去的青春喜悦，不能不让我一声声地听着对人生之门的叩击。虽然我有足够的毅力，然而未来究竟如何心里根本就没有半点把握。
在县里待着的所谓文化人，都有一个剪贴本，上面粘贴着出现在大小报纸上自己的文字。尽管那些小的才一指宽，最多不过五指宽的剪贴与文学没有任何关系，只不过是地方新闻与逸事的文字书写，在小城里却是极为重要的文化氛围。我没有这种剪贴本，骨子里更是不屑为这类事物写上哪怕一个字。所以，都说我没有发表过一个字，我断无反驳的可能。反过来看这也是事实，一个尚未正式发表任何作品的人待在文化馆的这个位置上，其压力可想而知。
当自己的手稿变成“铅字”的希望越来越渺茫时，一想到当初的选择心中就免不了有几分悲壮，这种悲壮又激发了心里的底蕴，我写了一部关于几个青年在深山里建电视差转站的故事的中篇小说《黑蝴蝶，黑蝴蝶……》，并情不自禁地将内心的抱怨和焦虑写成百感交集的句子：机遇是存在的，但它只是少数人才能享受的奢侈品。习作完成之后，我把它寄给了《安徽文学》，这时是一九八三年十一月。
当初，真不敢相信这种奢侈品自己居然有缘品尝。
而今我对机遇的体会是：只有歪打才能正着。
一九八四年元月上旬，邮递员送来一封信，而且是我生平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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