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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人胆子大，敢在北京人面前讲普通话。”这是我第一次面对武汉进行采访时，一位开奥迪车的老师傅说的。
从湖北大学毕业，分配到这家杂志社做编辑，已经四个年头了。就像克林顿盼着萨达姆被谁搞下台一样，五年当中，除了那些一大早就被人从被窝里拎起来的日子，我总是每天一睁开眼睛就在想，今天上班后会不会有什么好消息，或者干脆就是什么好事来骚扰一下自己？很多时候，我总在情不自禁地用整个杂志社公认智商最高的头脑复述着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天上一只鸟飞过武汉时，为什么要野蛮地拉下一泡鸟粪，并且刚好落在门卫老赵的独生女小赵的脖子里。不仅在起床前我这么想，在杂志社的女孩和女人，一边议论着手头的稿件，一边切磋使用化妆品的要领时，我也不时提起这个话题作为老生常谈。我的校友师思在正式场合中给我做了统计，她认为我对这个问题的关心，已经是两点一三倍于小赵的父亲老赵了。每一次，我总是满怀歉意地对她发誓，再也不在如此美丽的女孩面前，谈论这类粗鄙的问题。真的，在她们充满神往地齐心协力赞颂某个品牌的口红时，将鸟粪与其相提并论，实在是太不文明，也是对这个时代流行美学的不学无术。好在师思她们十分大度，一致认为，因为我是男人，因为伊拉克对美国的巡航**、隐形飞机毫无办法，所以应该原谅我。对于女孩们这类穷开心的嬉闹，我是不用去为之感动的。不过，我会偶尔装模作样地对她们说一声：“主啊，感谢您的仁慈和宽恕！”
每当说了这话，我就会与师思对视一下。
我喜欢看她那眸子里闪烁着那些被感动出来的近乎泪光的东西。
师思对我的理解，是在一次办公室里只剩下两个人时。
我对她说：“这上班的日子过得缺油少盐，清汤寡水，有点味道的东西，都被别人享受了。”女孩在办公室里单独同一个不是很差的男人相处时，总会有片刻温柔。所以师思对我说：“这两年我也替你抱不平，怎么凡是好事都与你不沾边，提干没你、评职称没你、到新马泰采访没有你，只让你去一下海南岛，甚至连看二审稿的权力也没弄到手。别说你是一个男人，就连做女的，我也觉得自己干了三年，该有好处轮到我了。”
师思说到新马泰和海南岛时，我情不自禁地笑了一下。
去年，有关单位组织人员去新马泰，说是采访，其实不过是报纸电视里经常点名批评禁止的那回事。杂志社的主编老莫自己已经去过。他们对我说的话让我无法分辩，不让我去的原因是爱护我。去的人我们都叫她王婶。王婶走了一遭，并给男同事们带回一些生猛补药。当然是备有发票打算报销。哪知主编老莫不肯收她的礼品，还不无愠怒地说：“你怎么知道我不行？”
这话在杂志社里一直流传到昨天。
昨天，师思在办公室里不知接了谁的电话，其间她冲着对方说了句这话。惹得整个办公室的人全都趴在写字台上笑。师思放下电话后也笑。在杂志社里，这句话太受欢迎了，所以谁都有过不小心将这话说漏嘴的时候。这话的暧昧意味，像暗号一样深深地镂刻在大家心里。王婶没有参与这故事后面的故事，她被调到主管局做了宣传处的副处长。虽然无人说过对她表示感谢的话，大家心里还是有那种对王婶给自己带来充满性暗示的快乐感到满意的意思。在武汉的高楼大厦、长街短巷里，大家一向格外支持这类义务劳动。
那一次，我同师思在办公室里说了许多有关杂志社内部人士的坏话。说得彼此都很痛快，后来我像电视新闻中的各国领导人那样，将手伸向师思，说谢谢她为我发出呐喊。师思将小手递给了我。我接住时，简直不敢用力握，那手太美、太诱惑人了。我感觉到自己身上有种八九月间钻出公共汽车，在车站旁的小摊上买一只雪糕，捏在手上的滋味。不只是骨髓，就是那些已脱离了头皮，但还没来得及掉到地上的头发丝，也都感觉到从未有过的舒适。天越热这种感觉就越深刻，同时留住这感觉的时间也就越短。
师思在我仍处于恍惚时将手拿了回去，然后问我是不是有什么发现。我坦率地说她的手如果不是玉琢出的，那一定是从狐狸精那里借来的。师思冷冷地说，凡是有心想碰她手的男人都有过这种遭遇，而我只不过是在形容词上更夸张一些，用了在越来越现代的武汉城区里，被人弃而不用的“狐狸精”三个字。所幸师思随后就笑了，还说我们之间假如就这样维持着这样的友谊，她还会给我许多这样的幸福时刻。
我被她一连三个这样说得只有点头的份。
我对她说：“你放心，王婶送给我的那些药，我还没吃。”
我一直觉得这话是绝对的办公室幽默。
师思却板起脸来说：“我讨厌男人总在这么炫耀。”她翻了一下桌上的杂志，又说：“美国佬第一次向伊拉克炫耀武力时，许多人佩服，当他们接二连三无休止地这么做时，就没人喜欢了。”
我壮着胆生生地挤出一句话：“这同你们一天到晚描眉画眼涂口红有什么差别？”
师思将一沓纸扔到我怀抱里，大声说：“你这人怎么非要同女孩较个输赢，罚你帮我将这期的校样清了。”
结果有些出奇，那一期杂志上没有一处差错，在期刊协会举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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