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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常常想到一个问题：那天早上假如师思起床后，梳洗化妆完毕，同我一起过早，一道上班，许多事情便不会发生。遗憾的是，那天早上，师思像是预感到当天会发生什么，起床后粗粗地化过妆，连谢谢都没说，就冷冷地走了。为此，韩丁同女朋友发生争执。韩丁认为我同师思的关系完了。女孩则认为这仅仅是好戏的开始。
那天，女邻居和她的丈夫在门外的那辆“麻木”旁，冲着我们尴尬地笑着。
我在联欢大楼前停下自行车，沙莎已买好两份热干面在等着我。
我锁好自行车，端上热干面跟着沙莎进了电梯，再走进沙莎的办公室。在无人的十分钟里，我们上演了整整一曲由爱情到婚姻的大戏。我告诉沙莎，自己太需要有一处房子来隐蔽自己。沙莎当即从抽屉里拿出一份写好的结婚申请，让我在上面签字。我只是看清留给我签名的地方已经写好了“沙莎”二字，便提笔写下“蓝方”二字。那劲头颇似既然女人都敢动手，我一个大男人有什么好犹豫的。
沙莎在我签过字后，用手拍了拍我的手，她的手有点凉，惹得我的神经一跳一跳的。往后的事都是沙莎去办的，她要我什么也别说。当天下午，她就将一份鲜红的结婚证书交到我手上。我不相信这是真的，办结婚证有许多手续，其中一点是双方必须都到现场。沙莎告诉我，她让弟弟即时顶替了一阵。像中共地下党员接受秘密文件一样，在我接过结婚证书时，窗口有一对麻雀正在交嘴。这两个灰不溜秋的小东西，给我的意外婚姻带来难得的一点诗意。
我说：“这就是我们的营业执照？”
沙莎说：“又多了一个夫妻店。不过目前还不能营业。”
沙莎告诫我，一定要等到分房方案公布之后，我们的关系才能公开。我很佩服沙莎。因为太佩服了，所以我一直没有吻她的念头。
那天师思要到北京组稿，我送她到汉口火车站。
坐在出租车里，我突然扳过她的脸，用力地吻了她一下。她除了紧闭嘴唇，别的什么动作也没做。我将她一直送上三十八次列车的硬卧车厢，直到她从嘴里挤出一句“恭喜你有大房子住了”才离开。
师思是用直觉来判断的。
在直觉这一点上，我崇拜天下的所有女人。主编老莫只让师思在北京待一个星期。师思却待了半个月。她回来后，我和沙莎就将住房的钥匙拿到手。
分房方案刚刚张榜公布，我和沙莎就去买了十斤糖果，放在门卫老赵那里，让他代我们分发给每一个人。老赵比我们幽默，他在分房方案旁贴了一张告示，再将糖果置于告示下面，让局里的人自己随意取。好多人一边吃糖，一边看着分房方案，一边说我和沙莎登记结婚真是时候，早一天没意义，晚一天就迟了。
我同沙莎登记结婚，在局里的反应远远大于在我内心的反应。我同沙莎还像以前一样，各人上各人的班，各人下各人的班，甚至连什么时候举行结婚典礼也没在一起商量。每天早上，我们照例在办公楼前小吃摊上吃热干面过早，然后一道进电梯上楼。赶上电梯里没有别人，我们会走到一块，相互捏捏对方的手。这仅有的身体接触，一点也不能激起我对沙莎的yù_wàng，那感觉就像在武汉商场门口，碰见熟人握握手一样。回到老租界里的那间屋子，面对因为我要搬走而格外高兴的韩丁，我有时会有一种念头，想**非要有两室一厅以上房子才肯嫁给我的师思。
对于沙莎，我一直没有兴趣。
我们之间直到结婚时，也没说过我爱你一类的话。
在师思从北京回来的前几天，主编老莫将我叫进他的办公室。我以为他要同我谈杂志的事，一开口才知道是代表局里，就分房问题同我谈话。他劝我不要掺和分房的事，大家都知道我同沙莎结婚，目的就是为了房子，这样太功利，会影响自己的政治前途。我没有马上回答他，而是当面打了一个电话给沙莎，将主编老莫的话说给她听。沙莎要我告诉主编老莫，就说自己若是想娶局长的女儿，准保什么事情也没有。我没有挂断电话，拿着话筒，照本宣科地对主编老莫转述一遍。这副样子让主编老莫不得不将准备说给我的许多话全噎了回去。他让我放下电话，关上办公室的门，换一副面孔，推心置腹地说起来。
我听了一下午，终于弄明白这套分房方案其实是为局长的女儿一个人制定的。办公室的人绞尽脑汁设计出一个复杂的计算公式后，刚好将局长的女儿算计成符合分房条件的最后一个。那时，他们没料到我和沙莎会从中插一杠子。我们一进到这个体系后，局长的女儿就成了“中央候补委员”。
弄明白后，我对主编老莫说：“这个腐败我反定了。”
说到后来，主编老莫开始追问师思的行踪。他虽然加了一句“这家伙太不像话”来表达作为领导人的大公无私意图，我还是觉察到他对师思的特殊关切。我其实并不清楚师思在外的任何情形，我故意说师思上午还从北京给我打了个电话。然后细细感受这话对主编老莫的伤害情况。
我特别希望给我们的房子能在师思回来之前分下来，我怕自己在面对师思时，会改变主意。自从与沙莎登记结婚以来，在内心深处反倒淤积出一个对师思的情结。我特别清楚，那张婚姻的营业执照不在法律的保护之下。除了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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