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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沙莎不肯对我说王经理的来历，我也不肯接受沙莎关于家里的电话由她来接的规定。
沙莎的理由很充足：这部电话是从牛会计那里接转过来的，它可能牵涉到一些不同的秘密，她比我更了解局里的情况，由她先行甄别是必要的。沙莎有她的办法，当天下午她出门打针，回来时给我买了一双花花公子皮鞋。一开始，我还以为是在哪个路边店里买的水货，打开纸盒，上面有张专卖店的发票。我逛过那专卖店，像这样的鞋最低也要六百几十元钱。虽然我心情好了些，但是心里更怀疑那只装钱的信封的来历。
天黑时，老赵给我捎来一大堆信。
让我吃惊的是，“猫头鹰”的头头给我寄来一封信，祝贺我新婚大喜。信中说，无论哪一天，只要我肯去他们杂志社坐一坐，他们就会送给我一百美元作贺礼。沙莎立即劝我趁着婚假未满，到武昌找“猫头鹰”将那张绿钞票取回来，让她见识一下。
我同老赵说了一会儿话，钱主任便拿了一碗汤过来，让老赵趁热喝下去。
老赵机械地将头埋进碗里。
钱主任抽空给我们讲了她的婚姻介绍所里发生的一宗趣事：有一对男女，用他们提供的代号联系上后，相互写了五十多封情书，彼此爱得死去活来，到见面时，才知道对方是五年前闹离婚打得头破血流的冤家。
钱主任还没将结局说完整，隔壁王婶突然呐喊起来。
最先做出反应的是钱主任，她第一个跑到门口。
我们赶到时，王婶屋里传出尖利的玻璃粉碎声。
王婶的声音被门缝切割得又尖又细：“你这人面兽心的流氓，老娘今天非同你离婚不可！”这种尖细的声音特别能刺激别人的心灵。门外的四个人，按照法律约定的配对关系，相互看了一眼。王婶又叫：“老娘辛辛苦苦弄了一套房子成个家，你竟敢将小**往我床上领。觉得酒店的床不过瘾，想同人家做夫妻是不是？”汪总终于吼了一句：“你不要像个泼妇，好好讲道理不行吗？”王婶声音更大：“我就是泼妇，永远也不会像小**那样发嗲！”屋里什么重物被推倒了。
这时，楼上楼下的人全都钻出来，站在楼梯上听动静。
钱主任说：“这样要出事的。”她拉上沙莎去敲王婶的门。
老赵趁人不注意，将剩下的半碗汤倒进卫生间的便坑里。老赵朝我笑的样子，很像小孩偷偷干了坏事被人发现，不但没有胆怯，反而有些快活。
钱主任将王婶的门敲了足足二十分钟，其间一点停歇也没有，直到王婶终于将门打开。我们进去时，发现地上全是咖啡壶的碎片，茶几四脚朝天地躺在地上。没容我们开口，王婶便气呼呼地告诉我们，汪总今天将什么女人领进家里了，不仅用了她的床她的枕头，还用了她的唇膏等化妆品。她说以前就觉得家里的唇膏被人用过，所以就特别留心，每次用过后，自己在唇膏上用头发勒一道细纹。她将唇膏给我们看，指出本来细纹应在什么地方，现在只剩下底部上的一点痕迹了。
汪总在旁边说：“你今天爬起来就慌忙赶去上班，说是有要紧的会议。那样子，哪有心思去设陷阱！”
王婶说：“告诉你姓汪的，我宁可自己不抹口红，也不会忘记往唇膏上做记号！”
钱主任示意我和老赵将汪总领到我家去避一避。
汪总进了我家门后，一屁股坐下来，随手拿起结婚仪式用剩下的香烟，朝我们各扔一支。我和老赵在家从不吸香烟，这时情不自禁地同他对了火。
吸了几口香烟后，汪总说：“小蓝，我带小黄来和去你都看见了，这么短时间能做什么？”
我想了想说：“真想做，时间还是够的。”
汪总笑了一下说：“玩情人这样可不行。”
老赵说：“我相信你，至少今天什么事也没有。”
汪总高兴地说：“到底只有男人才能相互理解。”
此后我们不再提起这个话题，聊了一阵酒店的事后，汪总忽然告诉我，“猫头鹰”的头头今天中午在他们那儿包了五桌酒席，标准都是八千元，可出席的宾客都是不三不四的模样。我告诉他，这些人可能都是二渠道的书商，也就是报上经常批判的非法出版商。汪总马上改口说自己小瞧了他们，这些人现在是枭雄，将来是英雄。他劝我趁早结交一些所谓黑道上的人，因为迟早有这些人的用武之地。我们谈得热火朝天，要不是老赵说句话，似乎不存在刚才汪总和王婶吵架的事。
老赵说：“她要同你离婚，你就答应下来。”
汪总说：“我们的老板是日本人，他不喜欢手下人闹离婚。”
老赵说：“别犹豫，不然就够你受的。”
总的说来，三个男人的谈话气氛是轻松随意的。不比隔壁，王婶的哭泣不时可闻。
因为这件事，三家六口人都上老赵家去吃晚饭。
老赵的女儿到深圳工作去了。老赵的屋里却还像年轻人喜好的那样，鲜花、干花和假花混杂着摆了许多。钱主任特地让我和汪总参观她和老赵的卧室，重点是床头柜上的那枝红玫瑰。她要我们向老赵学习，经常向妻子表示一下爱心。
夜里，我同沙莎睡在一起时，沙莎说她觉得汪总有对王婶的不忠行为是真的。我不能告诉她，我看见汪总领着小黄进屋。这是天下男人的秉性，外面的事尽量不同妻子说。女人天性好怀疑，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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