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王重荣“既总两河之务，值多事之秋，检吏通商，机能制用，矫时阜俗，俭以率先，凡立科条，皆能刻励”；并记其兴筑解县新城事：“自中和二年冬十月，奏请兴役，至明年夏六月，凡计工五十万，城高三丈，围绕一百六十步。”当时形势，“城陷冯翊”与“□（烽）举隰川”都使解县陷于孤立和遭受威胁，旧有关防不足“枝梧”，而解池之饶也是“所患者，素无城守，难固人心”，所以“既纳款于帅臣，仍抚安其新附”，以得“交获利济，并致成功”，也即修建新城与“纳款帅臣”都是为了保卫盐池。
但十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碑文称城筑好后，王重荣竟“旋陟上台，恳辞剧务”，以致“榷盐使韦雍，检律在公；巡官王慤，琢磨效用，与植将及商人等，联状同诣所居，沥恳至于垂涕”。此榷盐使与巡官不知是否仍为朝廷虚设，但他们听命于王重荣却是肯定的。“恳辞剧务”不过是姿态，王重荣仍是盐池的主宰者。
王重荣在中和中年，同意结好李克用自有其“交获利济”、保卫城池的考虑，而促成二者交好的则是行营都监杨复光。《旧唐书》之《宦官·杨复光传》载其“受诏充天下兵马都监，押诸军入定关辅”时即与王重荣会合。及劝王重荣与李克用联合，并称“及收京城，三败巢贼，复光与其子守亮、守宗等身先犯难，功烈居多。”是以《资治通鉴》曰：
乙亥，制以中书令、充诸道行营都统王铎为义成节度使，令赴镇。田令孜yu归重北司，称铎讨黄巢久无功，卒用杨复光策，召沙陀而破之，故罢铎兵柄以悦复光。
本书前文有述，杨复光是使王重荣与李克用结盟的策划者、中间人。因此，他与河中镇及王重荣关系良好。在盐利方面，他的作用或者不能与乾符中的吴承泌相比，但他在处理河中与朝廷关系方面既能成功，则在盐利的使用方面必会有所协调。虽然此事需以姑息和承认王重荣的权力为代价，但既能将盐利用于平定黄巢，则如果说唐廷此时仍能通过宦官——藩镇而间接获取盐利，应该是不错的。
然而光启元年此平衡即被打破，这不仅是由于僖宗还朝南衙北司的供应增加，也是由于杨复光的死亡。《资治通鉴》记杨复光卒于河中，“复光慷慨喜忠义，善抚士卒，军中恸哭累ri。八都将鹿晏弘等各以其众散去。田令孜素畏忌之，闻其卒，甚喜，因摈斥其兄枢密使杨复恭为飞龙使。令孜专权，人莫之与抗，惟复恭数与之争得失，故令孜恶之，复恭因称疾归蓝田。”
杨复光之死与其兄复恭被斥，断绝了朝廷与河中的联系。田令孜作为杨复光兄弟的对立面，与王重荣关系恶劣，故有盐利之争并迅速升级。光启元年七月，令孜勾结邠宁节度使朱玫，凤翔节度使李昌符讨王重荣，致王重荣与李克用再度联合，以讨田令孜为名抗拒朝廷。其年十二月，李克用与王重荣合兵打败朱玫、李昌符之军于沙苑。令孜奉僖宗出奔凤翔。危难之际，朝廷不得不起用杨复恭为枢密使以缓和与河中、河东的关系。《旧五代史》记载：“光启二年正月，僖宗驻跸宝鸡，武皇自河中遣使上章，请车驾还京……朱玫于凤翔立嗣襄王煴为帝，以伪诏赐武皇。武皇燔之，械其使，驰檄诸方镇，遣使奉表于行在”，这一段记载之后，清人有注说案《旧唐书·僖宗纪》：“杨复恭兄弟于河中、太原有破贼连衡之旧，乃奏谏议大夫刘崇望赍诏宣谕，达复恭之旨。王重荣、李克用欣然听命，寻遣使贡奉，献缣十万匹，愿杀朱玫自赎。”说是克用之奉僖宗，因诏使宣谕而改图也，与薛史异。
《资治通鉴》亦称：
是时，诸道贡奉多之长安，不之兴元，从官卫士皆乏食。上涕泣，不知为计。杜让能言于上曰：“杨复光与王重荣同破黄巢，复京城，相亲善；复恭其兄也。若遣重臣往谕以大义，且致复恭之意，宜有回虑归国之理。”上从之。
以上可见杨复恭与复光同样，在勾通朝廷与河中、河东的关系方面，起了颇为重要的作用，所以才会有王重荣、李克用幡然改图及献缣朝廷之举。宦官的能量不可谓不大。但杨氏兄弟既与田令孜为朝中对立的两派宦官势力，则由他们与河中、凤翔等的关系，知宦官勾结藩镇，致其派系矛盾已演化为朝廷与藩镇，及藩镇与藩镇间的战争。这些战争既以盐利为导火索，则从某种意义上说已是盐的战争。
而自此后，唐廷在盐利方面外则受制藩镇，内则听命宦官。光启二年杨复恭代田令孜为神策军使后，同样占取了朝廷盐利大权。“始，张濬判度支，杨复恭以军赀乏，奏假盐麴一岁入以济用度，遂不复还。”相反张濬“yu倚外势以济杨复恭”，于昭宗大顺元年竟勾结朱全忠及河朔三镇，挑起与李克用的战争。昭宗光化中崔胤代张濬，“乃白度支财尽，无以廪百官，请如旧制。”宦官韩全诲却请割三司隶神策军，“帝不能却，诏罢胤领盐铁。”崔胤与韩全诲关于盐利的争夺，仍发展为藩镇战争，并为朱全忠最终代唐铺平了道路。
这是敬翔微微点头，不过想想还是道：“不过，大王yu要朝廷承认此事，只怕还需下点本钱。”
朱温问道：“什么本钱？”
敬翔道：“大王若再领河中节度，则是以一人之身，身兼四镇，与玄宗朝王忠嗣同，朝廷心中定有顾忌，大王不如将上供盐利由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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