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曜婉拒九锡的消息传出，对他的个人声望自然又是一次提高，但实际上这笔“买卖”是很划算的，因为他提出的三件大事虽然看似宏大难办，实际上却也未必。
收复丝绸之路这一条看似特别艰难，因为西北丢失已逾百年，即使张义潮当初以归义军内附，朝廷与归义军之间的联接也始终未能打通，而在中枢无力的情况下，这种归附也是名义大过实际，在归义军自身衰弱之后，前景就更加渺茫，因此朝野上下对此都已经不抱幻想。
然而李曜比他们更加清楚河西陇右的局势，吐蕃因为内乱，其威胁几乎已经荡然无存，朝廷此刻只须出兵击败一些并不甚强的地方、部落势力，便可一统河西陇右。这对现在的李曜来说，简直是一举多得的好事：让关西三帅与河东离得更远、收复的河陇名义上是朝廷控制……更不必说打通河陇之后丝绸之路再次畅通对于商贸和政治气候的正面影响等等。
简单易做，好处多多。
而朱温方面经此打击，已经可以说彻底失去了战略主动权，从此都处在被动挨打的局面，只要李曜继续保持压力，朱温可以说是再也翻不出大浪来。与此同时，李曜已经开始派人接触原先附庸于朱温的一些节帅，譬如山南东道的赵匡凝、雷彦威、马殷等。这也从另一个方面昭示着一个事实：李曜的触手，已经从北方快速地伸向南方，其影响力也随之扩大。
并非李曜心急，实在是有些事能等，有些事不能等。
他的理想不必多说了，无非是消除五代十国乱世，再创一个盛世。但必须要提的是，历史上五代十国处于唐宋之交，而唐宋时代，是中国历史大变革时期，即所谓“封建社会”从前期向后期转型的时代。李曜前世非常景仰的著名学者陈寅恪曾说唐朝“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按这个划分，后世人们所津津乐道的大唐盛世实际上仍然处于较旧的封建阶段，倒是后人们普遍认为中晚唐这个“衰世”，社会组织和经济结构却开始孕育出新的变化。
比如说在盛唐，货币经济尚未恢复到西汉水平，社会上仍然盛行实物交易，最流行的支付手段竟是布帛而不是铜钱。那时的城市禁止夜生活，连长安这种国际化大都市也实行严格的宵禁，一到晚上就死气沉沉，平民夜间随便出门是要被拘留的。商业贸易被限制在固定的坊市之内，还远未形成发达的生活服务业和市民阶层。这些都反映出盛唐虽国富力强，但在形态上仍然落后，而改变都是从中唐才开始的。
唐代门阀贵族在政治上的势力依然很雄厚，剧烈的土地兼并就不可免，到中叶均田制和府兵制都被破坏，农民流离失所，中央只好改行两税法和募兵制。募兵制募出了许多拥兵自重、不服中央管制的军阀，形成了藩镇割剧的局面。
毁天灭地的农民大起义，毁灭性扫荡了门阀贵族这个腐朽势力，使之永久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却无法消灭藩镇这个新怪物。而在李曜这个后人看来，藩镇不解决，唐宋之交的政治升级就无法完成。不过幸好，正是在五代十国这个特殊时代，中国虽然付出了华北几乎被毁的代价，却也基本解决了藩镇这个前进障碍，所以才能在宋代迎来一个新的繁荣期。此时的上层组织，世袭的衣冠权阀消失了，贵族政治为文官政治取代，凭科举上位的“形势户”——来自地主阶层的儒生成为执政的主导力量。军事上藩镇军阀被具有儒家信仰的将领所取代，从此根基稳固，再未发现过贵族化倾向的倒退。
李曜现在急着要做的，一是以推崇新儒家思想的新儒生取代过去的门阀贵族，二是以同样认同新儒家思想的将领来取代藩镇，从而彻底完成“由思想到行动”的国家上层结构变化。
在经济领域，历史上中晚唐以来蓬勃发展的商品经济在宋代达到空前高峰，而封建进程也从魏晋隋唐以来的庄园农奴制阶段，过渡到宋代的租佃制占主导地位的新阶段。构成生产力基本要素的农民，在身份上和人身自由上都获得了提高，生产的积极性极大释放出来。从此宋元明清，甚至直到解放前，中国社会基本上处于这个阶段，因此被史学家誉为“近世”。
在这一时期，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上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被长期战乱严重破坏的黄河流域的生产力获得了全面恢复，欣欣向荣的长江流域又成为一个新兴的经济文化中心。所以宋代的繁荣比此前任何一个朝代更加进步和全面，社会也变得更为人性化、多元化。工商业和服务业发达的程度惊人，甚至出现了原始工业化和资本主义萌芽。难怪陈寅恪曾感叹“唐近古，宋近今”。日本著名汉学家内藤湖南也曾在《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一文中说到“中国中世和近世的大转变出现在唐宋之际”。
五代十国这个乱世，为这一伟大进程起了关键的推动作用。五代十国虽被后世目为混乱黑暗的“季世”，但它不同于东汉末和晋代的大分裂，不但没有倒退，反而是朝进步的方向前进。在这个时期，旧的政治阶层被消灭，新的因素在壮大，每个短命小王朝多不再以门第取才，态度务实，唯贤是举，社会和政治结构都在排除着旧的、腐朽的因素。正如著名学者邓小南所说，这是“一个破坏，杂糅与整合的时期。”是一个为治世做准备、由坏向好的过渡时期。
“五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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