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开**待，勤思恩就如同竹筒倒豆子，啥都说了。
勤思恩涉足倒卖文物这一行，比焦礼、焦季礼还早。焦礼、焦季礼都是古都城里的机关干部，是1987年下海潮的时候，停薪留职下海经商的。而那个时候，勤思恩已经开始倒卖文物了。
勤思恩交待说，他最早搞的是倒卖银元，就是走乡串户，到老百姓家收银元。五块钱一块收，拿到古都卖20元一块，本小利大。但是捣腾银元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干的人多，而且，经过土改和建国后的收缴，散落在民间的银元数量有限，这活不能长干，长干下去会饿掉大牙的。于是，勤思恩转而搞开了走乡串户收古董，倒卖古董。这样，一来而去就和刨古董的勾连上了。
勤思恩说，他倒卖的第一件文物，是从老百姓家里收来的一面清末民初的铜镜，不值钱，200元收，300元卖，只赚了100元！他第一次真正赚钱的文物，是从一伙刨古董的手里弄到的，还是铜镜，只不过是汉代铜镜，2000元收，7000元卖，赚了5000元！他就是用这5000元，翻修了老家的宅子，把土坯房变成了砖瓦房！
之所以和焦礼、焦季礼兄弟挂上钩，勤思恩说是那是没办法的事儿，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有路子可以把刨出来的古董卖个好价钱的。
焦礼、焦季礼兄弟原来不是干这行的，他们是捣腾走私的电子产品发财的，经常往广州、深圳那边跑，捣腾电视机、录像机、照相机、电子表之类的。
大概是从1988年的春季开始，焦家兄弟觉得去广州、深圳进货跑的是单趟，费用大，这才开始在古都收银元、古董往广州带，就相当于过去赶毛驴车的捎脚一样，不跑空趟，来回都赚钱。
焦礼、焦季礼兄弟俩原来都是机关干部，关系广，贷款、借钱都有办法，资金雄厚。同样是捣腾电子产品，别的人可能就是在古都百货楼背后的小商店里折腾，进多少卖多少，小本经营。焦礼、焦季礼兄弟俩做的是大买卖、批发生意，面向全市各县市区，赚的钱就多了。因此，别的人干一年赚上个三万、五万就了不得了，焦礼、焦季礼兄弟俩凭借着能贷来款的资金优势，一年下来竟然赚了小百十万，在整个古都地区都赫赫有名。
有这样的资金实力做后盾，焦礼、焦季礼一开始收购银元、古董，就成了那些刨古董的争相交易的对象。而且，焦礼、焦季礼开始的时候不懂行，价钱也基本上都是那些刨古董的自己报价的，他们只是在报价基础上砍个百分之二、三十而已。
勤思恩就是这个时候认识的焦礼、焦季礼，他当时是从那些小打小闹的刨古董的人手里收购古董，再拿去卖给焦礼、焦季礼，赚个差价。
这种情况持续了一年多。到了**年下半年，走私家电的生意已经没钱可赚了，焦家兄弟就专心致志地倒卖文物，参与刨古董了。
勤思恩说，他之所以跟着焦家兄弟干，是没办法的事情。倒卖古董时间长了，他被派出所盯上了，在家里呆不住了，听人说焦礼有两个兄弟都是干公安的，就跑去找焦礼想办法。没想到焦礼很仗义，直接给兄弟焦仲礼打了个电话，事情就摆平了。勤思恩一下就明白了焦礼、焦季礼兄弟俩为啥敢大规模收购古董了，人家有人保护，不怕公安查！
从此，勤思恩就跟着焦礼、焦季礼兄弟俩打下手了。
真正让勤思恩死心塌地跟着焦礼、焦季礼干的，是因为一件事。
有一次，焦家兄弟“支锅”，也就是出钱组织刨古董，挖一个明代贵族的墓。结果，一个叫“黑三”的家伙“吃私”，私藏“地鼠”，也就是金子。焦礼二话不说，当着几个人的面突然动手，抄起洛阳铲直接就扎进了“黑三”的腹部，反手搅动了两下，把“黑三”的肠子搅断，这才让人把他丢进了盗洞里，给弄死了。
就这一件事，勤思恩觉得焦礼、焦季礼是干大事的人，绝对的敢作敢当，这才死心塌地跟着焦家兄弟干了。
和焦家兄弟合伙后，生意就做的大了，基本上古都地区所有刨古董的都得把古董卖给焦家兄弟。一个是焦家兄弟的价钱公允，另一个是没人敢不卖给焦家兄弟。只要发现谁私自倒卖古董了，焦家兄弟就会让人打上门去，轻则暴揍一顿，重则到派出所举报，让公安抓他个兔孙！久而久之，古都刨古董的、倒卖文物的贩子，就唯焦家兄弟马首是瞻了。
焦家兄弟的盗墓和文物走私网络就是这样形成的：焦礼是大老板，主要负责出货，就是走私文物；焦季礼人称“三爷”，是二老板，具体负责“支锅”刨古董。焦家兄弟下面，有八个二级贩子，分别是勤思恩、刘青山、王永辉、谢成章，张耀武、李罗生、冯柳锁、杨爱国。其中，勤思恩绰号“二诸葛”，刘青山绰号“赛神仙”，王永辉绰号“三戒和尚”，谢成章绰号“谢老四”，张耀武绰号“活鲁班”，李罗生绰号“螳螂”，冯柳锁绰号“烟鬼”。杨爱国绰号“花奴”。
赵传明就问这八个人的绰号有没有什么象征意义？
勤思恩回答说都是刨古董的胡乱叫的，但也和个人的身份象印证。比如他之所以绰号“二诸葛”，是因为大家觉得他能出主意；刘青山之所以绰号“赛神仙”，是因为他主要负责打外交，天天吃香的喝辣的，快活似神仙；王永辉之所以绰号“三戒和尚”，是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和尚，口口声声出家人戒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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