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然，历史不仅仅停留在文字上，也不仅仅在人们如发黄照片般的模糊记忆里，历史是鲜活的，是无数人用生命和精神写就的。即使身处怎样的灾难中，作为大写的主宰地球的“人”，也能顽强求生。
每个人都是一部历史。无数人的共同记忆，构成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整体上的历史。
历史不容割裂开来，但整体的历史的确往往淹没个人的喜怒哀乐，很容易被抽去血肉后，只剩下冷冰冰的骨骼。
比如，在那个大跃进引起世界瞩目的年代里，有一对年轻人，却满腹忧愁，一点都高兴不起来，振作不起来。对于“赶英超美”的国家战略性发展目标，他们像所有的中国人一样为之热血澎湃，渴望自己能够为国家早日进入世界强国之林作出自己的贡献。
但在此之前，他们又必须和所有人一样，先考虑自己的生存问题。生存，这的确是个大问题。
母亲所在的德州国棉厂，因为收不上棉花，大批工人被下放。母亲就是其中之一。
刚刚因为生了个儿子而高兴的年轻父母，此时又陷入极大的苦闷之中。
夜，已经很深了，可他们四目相对，却最终无语。按过去的政策，子女的户口一般随母亲。母亲这一下放，按规定“下放三年回国棉”，我和母亲的户口可以继续落在国棉厂，但供应粮没有了。过去是三口人的粮食供四口人吃，还勉强度日；以后一口人的供应粮，要维持四口人的生活，是万万不可能的。
还是母亲首先打破了沉默，对父亲说，你留在城里继续工作，我带着孩子回去。父亲说，分家后，他们弟兄五人每人分了颗大枣树，其他的啥也没有。老家现在是房没一间，地无一垄，孩子还小，这日子咋过呢？
又是长久的沉默。最后，两人终于统一了思想，决定父亲也申请下放，全家一块搬回老家。如果三年后母亲回来，父亲就也跟着回来。
1962年农历4月6日，这是个后来让我非常痛恨的日子。就是在这一天，出生不到半年的我和父母从德州市乘火车回到了故乡——禹城县马关屯公社梁庙大队。
出生在城市，而且只有非农业户口的我，因父母的选择，从此，成为了一个农民。
父母的决定可以说足深思熟虑的，但没有想到娃，此后搬回农村就再也没能回城。
在他们看来，这一举动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更谈不上什么伤心、遗憾，也没有什么值得特别的留恋。
当一个工人，还是当一个农民，在当时根本不是他们考虑的问题。他们要面对更为残酷的生存现实。
他们不会想到，只是因为他们当时看起来别无选择的这个选择，多年后却给我带来了极大的人生困窘。
不为别的，只为他们轻易放弃了城市户口，选择了回到家乡当农民。“农民”，在几千年的时间里，一直是这个国家最庞大的群体，“种地”，也是几千年来最稳定的一种职业。但是农民又意味着与城市格格不入的语境。
多年以后，即便是我自己当兵离开了那片土地，在青春年华找对象的年龄，对从城市入伍的那些高贵、靓丽的女兵、女军官们，也只是想想而已。因为我时刻不会忘记自己是一个农民的儿子，在部队提不了干还得回去像父辈一样种地。
当兵后，有时为了虚荣心（年轻人好像都爱虚荣）和那点可怜的自尊，每当遇到不熟悉的人或者是为我接转电话的女兵们，我总说自己是德州市人。后来，跟我一块当兵的老乡还是戳穿了我的谎言，使我尴尬至极，但我还是强词夺理地说，在哪儿出生就是哪儿的人。我出生在德州市，不信你们去问问我的父母。尽管我与人家辩论，但我是心虚的。在中国衡量是城里人还是乡下人的标准就是户口——你是非农业户口还是农业户口。
城里人，乡下人，谁都没有选择出生地点的天然权利，然而那一纸户籍卡片，却的确重逾千斤！
实事求是地说，我当初并没有想这么多。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从我有了青春懵懂的意识后，我就一直在为逃离农村、逃离土地、逃离那纸令我遗憾、令我羞愧、令我抬不起头来的“农民”身份而努力着，争取着，直到我真正离开农村（提干），改变了地位来到大城市工作。
而这，整整用了我十年时间！十年啊，一个人最可宝贵的青春年华，不是用在实现伟大抱负，不是用在追求卓越人生上，而是用在这么微不足道的小事情上。可见，一个人的出身对一生的影响有多大。
但说实话，现在，当我在拥有了这么多年城里人的身份后，我又开始怀念农村、怀念起土地和在那片土地上生活的乡亲们来了！不知道为什么，在钢筋水泥和高楼大厦包围的大城市里，在汽车的嘈杂、尾气的污染和人与人之间日渐疏远、隔膜、猜疑的现代都市里，我开始怀念起农村人与人之间的那份坦诚、直率、热情，尤其那种“亲不亲，故乡人；甜不甜，家乡水”的乡土之情。
有人说，现在的人们正在向土地回归。这么说，倒不是说人们在向往回到田间地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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