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过多久，实弹投掷开始了。我按口令来到指定地点，心想，这次我一定投个好成绩，让大家看看。我拿起手榴弹抠开后盖，把拉线套在小手指上，用尽全身力气把手榴弹扔了出去。可没有想到，由于用力过猛，手榴弹脱手离开了安全区域跑到我的右边去了。突发的状况，使我一下傻了，站在那里不动了，并且，手榴弹离我只有10米左右，非常危险。这时现场一片惊慌，只见徐班长一个箭步跑过去把我按下趴在我身上。手榴弹“轰”的一声爆炸了，扬起的尘土落在徐班长一身。幸亏没有出现“王杰”式的英雄，不然，我当兵的历史可就结束了。
这次可没有上次那么幸运了。晚上，班里召开班务会对我进行了严厉地批评教育。我也只有痛哭流涕，接受大家的严厉惩罚。心想，不管怎么批，只要不把我退回去就行。徐班长最后说：“你们下连后，主要是执行施工任务。要是上前线打仗，凭你的射击和投弹成绩，非把你退回去不可。”听到这话，我的心终于放到肚子里了。
三个多月的新兵训练结束了。我们终于戴上了红领章、红帽徽分到了各自的单位，成为一名真正的解放军战士。我们公社比较熟悉的杨军分到了一营营部，李学军分到了二营营部，刘春河、李德元分到了通信连，尹分江分到了三炮连，就我分的最差——步兵六连。一听就知道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b、当上了文化教员
我们军是几年前从徐州移防过来的，当时许多营房还没有建好。我分到的六连在离营房10多里一个叫店子的小村打石头（部队建营房用）。这次我们县有刘圣华、高德成、孙文水、张振江和我5名同志分到这个连队。当时连长是张志发，河南人；指导员叫张以明，辽宁人（后晋升为山东东营军分区政委）。到连队后，我和齐河县的于桂河分到了二排六班。
这个叫店子的小村隶属山东省安丘县景芝镇。虽然这里属于丘陵地带，但与我老家比起来还是要富裕一些。我住的这家房东跟我家情况差不多，也有6个孩子。看到这家不辞辛苦、日夜操劳的女主人，我就常常想起我的母亲。我们班住在两户人家，于桂河跟班长住在一起；我和副班长住一起。我们的班长叫陈成会，副班长叫孙启新，一个是山东省新泰县；另一个是山东省新汶县，都属于泰安地区。我们到班里后，陈班长找我们两个新兵谈得最多的就是“男女关系”问题。因部队移防几年后，每年战士退伍时都把周围几个村的漂亮姑娘给带走了，引起地方青年们的敌视，严重影响了军政、军民关系。尤其是我们连的一位班长，与店子村的“村花”黏黏糊糊，使村里一位早就暗恋那位姑娘的小伙子找到连队要与那位班长“决斗”，最后，那位班长受到了纪律处分。1979年初的对越自卫还击战开始前，他写了血书要求上前线争取“立功赎罪”。当时，团要在我们连队选拔16人参战，连队怕他继续待在村里惹是生非，就批准了他的要求。没想到这位班长却因祸得福，在战斗中英勇杀敌、荣立战功，被破格提拔为军官。
听了陈班长的话，我暗暗为那位班长高兴，同时也告诫自己一定不能犯这方面的错误。我们房东有位蛮漂亮的姑娘，比我小一岁，我从来不敢与她主动说话。偶尔她与我说话，我会面红耳赤，怕让人看见有啥嫌疑。只有一位聊城姓陶的老兵经常与她开玩笑、逗逗乐子，给无聊单调的生活带来些乐趣，可为此他多次受到陈班长的警告。
采石场在村西南500米处。我们每天早晨8点钟列队上工，晚上6点钟列队下工，中午在那吃一顿盒饭。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跟原来在家时干小工差不多，使我非常彷徨和迷茫，感到与原先想的差距太大。我们这批兵既不住在城市，也不是技术兵，并且，自我们这批兵开始，以后控制入党数量，取消战士直接提干（一律经过部队院校培养才能提干）。总感到自己生不逢时，致使努力没有了目标和方向。
正在这时，1980年5月，一封署名“潘晓”的读者来信《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发表在《中国青年》杂志上。那个23岁少女饱含着泪水的激越诉说，在全国引发了一场关于人生观的大讨论。恰在这时，济南军区《前卫报》又刊登了一篇《三个希望都落空，我的前途在哪里？》署名“一名老战士”的读者来信，在部队引起强烈反响。尤其是像我们抱着当兵人党、提干和学技术为目标的农村兵，感到情真意切，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针对这种思想苗头，部队自上而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革命人生观”教育，重点解决“为谁当兵？为谁打仗？”的问题。通过深入细致的“革命人生观教育”，使我们深刻地认识到当兵是每一个青年人应尽的义务，不是捞取政治资本的跳板，更不能为了找出路才来当兵。
思想问题解决了，工作劲头也足了。虽然，打一天石头回来感到比在家时的建筑队还累、还苦，但在部队这个大家庭里心情是愉悦的，生活是温馨的。
由于连队在村里执行施工任务，管理不便，我们自由支配的时间相对比较多。在新兵连时，我就听说部队以后提干必须入军校，也就是从我们这一批兵开始可以考军校了。我把这个消息写信告诉了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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