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毕之后，请老人写跋。老人思忖片刻，写下一段文字：“得美石难，得顽石尤难，由美石转入顽石更难，美于中，顽于外，藏野人之庐，不入富贵之门也。”写罢，也拿出一方印钤盖于落款处，印上的字是“院试第一乡试第二殿试第三”。
郑板桥看后大惊，方知眼前的老人来历不凡，当下便步老人之神韵，又补写了一段文字：“聪明难，糊涂尤难，由聪明转入糊涂更难。放一著，退一步，当下安心，非图后来福报也。”老人看后仰天大笑道：“真乃高士也。”郑板桥亦谦虚地称道：“得遇老人家，实实三生有幸！”
从此，郑板桥和他题写的匾额“难得糊涂”以及他的“糊涂论”便成为趣闻，传遍了大江南北。
另据好事者说，郑板桥还有一副匾额，叫做“吃亏是福”，只因无法考证，所以渐渐被人遗忘了。
这就是潍坊，一座在当时我心目中非常了不起的城市。没想到，我这么快就来到了这里，与她“结缘”。
后来才知道，军教导大队缺一名搞新闻的报道员，就让当时军宣传处负责新闻的张宝明干事（现任某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少将）物色个人，我与张干事素不相识，只是他从报纸上经常看到我的名字，就把我推荐来了。
军教导大队设在潍坊市往东两公里的梨园，与军男、女篮球队、通信营一个大院，同属军直属单位。我报到后，大队陈大队长、高政委和政治处姜主任分别跟我谈了话，把我编制在政治处专门负责新闻宣传工作。
来到新的单位，面对新的环境和陌生的人，我却常常怀念在山沟里那两年的艰苦岁月。那里是我梦开始的地方，那里有我曾经的辉煌，但这一切随着时间的流逝已成为历史。在新的单位，还要重打锣鼓另开戏，也就是一切又要从零开始。
军教导大队比团里条件好多了，尤其是在团里不可能的事，在这里成了稀松平常。比如，在这里能经常见到在团里很少见到的军机关的领导；在这里能听到整个军的奇闻异事；还有常在你眼前晃动的五大三粗的男、女篮运动员，以及小鸟依人式的女通信兵。电话也是直通军总机，想要哪就要哪，方便得很。在这里我第一次知道了一个陌生的名字“邓丽君”。她的《甜蜜蜜》《何日君再来》《阿里山的姑娘》等脍炙人口的歌曲，让人如痴如醉，久久难以忘怀。
军教导大队虽然是团的架子，但编制人员很少，主要任务是举办各类培训班。与正规团比起来，报道线索很少，再说对部队的指导意义也很有限。尽管领导很支持，但我写的稿子一直发表不出来。
在人生的路上，我又走到了低潮。稿子见不了报，领导嘴上不说，其实心里还是不太高兴。因为我是专职报道员，这是我的工作呀！有些稿子，我感到是能发表的，可不知道为啥就是见不了报。
正在我焦虑不安的时候，父亲到潍坊来看我了。我是到潍坊后的第一时间给家里发出的信，一是让家里及时知道我的行踪；二是想让父母为我的一点点进步感到安慰。父亲似乎对我的调动感到很高兴，把在家里卖糕点、炸油条赚的钱，给我买了一块“上海”牌子表。家里挣点钱不容易，这块表一下就花120多元，使我感到非常不安。为了不让家里为我担心，我没有把工作上的困扰告诉父亲，而是请假陪着他在潍坊市的各个景点逛了逛。在父亲问到我今后的打算及找对象的问题时，我说：“因我来新单位还没干出点成绩，提考军校的事有些不妥。就是让考，因我是自学的高中课程，非常不扎实，也不一定考上。我想先把工作干好，年底服役期就满了，这样首先解决不能退伍，明年还有最后一次考军校的机会。”父亲听了我眼前的打算和长远的规划还比较满意，就对我说：“人家那个女孩前段时间结婚了，你也不要有顾虑了。”我说：“好！只要年底我不退伍，明年我就有探亲假了，等探家时再说吧！”
父亲带着我对未来的美好憧憬高兴地回去了，可我这个视工作如生命的人，又陷入困惑和迷茫之中。不上稿的谜团终于揭开了。原来，我们连跟我同年入伍的有几个高中毕业的战士，看到我借调到政治处专职搞报道轻松自在，他们仍然没日没夜地施工，非常不服气。我在团里时只是说说风凉话，毕竟低头不见抬头见，可我已调走，“人走茶凉”，就不断给报社写信告我写假报道。报社通过调查了解，认为有几篇稿子确实与事实有些出入，就给了我停稿半年的处分。因处罚通知发给了原单位，原单位的同志怕我有思想包袱，就没有告诉我，致使我一直蒙在鼓里。
得知这一消息，我一下觉得天昏地暗。这对于我来说不亚于灭顶之灾。搞新闻的没有报纸给你发稿子，就像演员没有了舞台。作为一个刚当兵两年多的战士来说，工作就是事业，工作就是前途，工作就是出路，没有了工作成绩等待你的就只有退伍回家。退伍回家意味着什么？这我非常清楚。几天几夜我睡不着觉、吃不下饭，可又没法向人倾诉，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怎么办？怎么办？那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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