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没想到这小小的一笔，竟给我埋下了祸根。在我们农村一般是记农历，城里人记阳历。我的档案里记载的是1961年12月某日出生，其实也就是阳历的1962年1月某日。在这危急时刻，我仔细阅读了上次军里通知中规定的考试条件：要求1961年1月以后出生。也就是说，我不改年龄也完全符合条件。再说，年龄是几年前别人帮我改的，并不是针对这次考试才改的。
有了这些比较充分的理由，李宝玉股长代表组织据理力争。他向军里汇报说，小梁的年龄不改就符合条件，根本没有改的必要。再说，档案是组织保管的，要是改了也是组织的责任。经过反复协商，终于在考试前一天军里同意我参加考试了。
好事多磨，总算又过了一关。考试地点定在济南军区二所。就在第二天考试的那个晚上，因为我背负的包袱太重，感到也许这是唯一改变地位和命运的机会了，越想越睡不着，我竟然失眠了。早晨起来后，吃过早饭，在临进考场前，我到洗漱室用凉水狠狠地洗了洗头，让脑袋清醒清醒进入了考场。一天的考试，基本上是在迷迷糊糊中度过的。跟我同桌考试的滕永利，考着考着竟虚脱了被抬了出去，过了15分钟后，才又回来继续考。不用说，他肯定也是农村出来的，不然不会把这次机会看得这么重。考完试后一打听，果然，我们还是一个地区的老乡，他是夏津县的。
考完试后，我垂头丧气地回到了单位。我感到今生今世不会再有改变命运的机会了，今后努力工作准备年底转“志愿兵”了。
没想到天上真能掉馅饼。20多天后，我竟拿到了济南陆校新闻队的录取通知书，并且考得还不错，按分数排名是第30名。就在那一天，我突然感到天是那么的蓝，水是那样的清，路是那么的宽，晕晕乎乎的眼前一片光明。兴奋异常。我用手狠狠地掐掐自己的大腿，感到非常疼，说明不是在做梦。
等情绪稍微稳定后，我带着万分的喜悦请假回家了。当我把这个喜讯告诉父母时，老人的脸上立刻喜上眉梢。但在老家对外我并没有张扬，因为我还有一个隐痛——那就是我的身体黄疸指数高。我非常害怕张扬出去了，万一因身体问题被学校退回来，将来“无颜见江东父老”。
把这个喜讯告诉完父母后，我就兴高采烈地拿出给奶奶买的东西，说是要去看奶奶。作为这个大家庭的长子长孙，我是奶奶照看大的，我的成长进步奶奶十分挂念。心想，要把这个喜讯赶快告诉“她”老人家。这时，我突然看到父母一下愣住了，眼眶很快盈出了泪水。原来，为子女辛辛苦苦操劳了一生的奶奶，还没有享什么福，就在农历1984年正月初五病逝了，享年75岁。得知这一噩耗，我一下趴在地上嚎啕大哭。我边哭边说，为什么没有告诉我啊？
事后，别人告诉我，本来三叔要去给我发电报让我回来的，却被父亲挡下。父亲说，孩子离家这么远，再加上他因去年没让考学的事，情绪一直非常低落。让他回来也只是多一个哭的，咱们家这么多人，就不要告诉他了，自古“忠孝难两全”啊！听了父亲的话，三叔想想也是，就放弃了给我发电报的想法。
当天晚上，我来到奶奶的坟上大哭了一场。按照家乡的风俗，我为“她”老人家烧了好多“纸钱”，心里默念着，亲爱的奶奶您安息吧，孙子一定努力工作，以此告慰您的在天之灵。在家里住了几天后，我回到单位拿着介绍信到德州陆军第139医院住院去了。在住院期间，医生对我的身体进行了全面检查，其他一切正常，但到底是啥原因造成黄疸指数高的问题还是没有查出来。为了彻底查清楚原因，解除后顾之忧，我又拿着139医院的介绍信，住进了济南军区总医院。在总医院经过多名专家会诊，还是查不出原因。后来，在我的强烈要求医生为我做了有一定危险性的“肝穿刺”手术。
当时，我并没有把这个手术当回事，医生的嘱咐也当成耳旁风，在手术的第二天，我就下床活动，被给我做手术的范平医生抓了正着。她严厉地批评我说，你的伤口还没愈合，肝是造血的，一旦大出血抢救都来不及。范医生的话，吓了我一身冷汗。此后，我在床上老老实实躺了7天。“肝穿刺”结果出来后，医院多名专家一致确诊为：生理性黄疸。
有了这个权威性的结论，我心里总算踏实了。如果入校后检查身体再查出黄疸指数高，我也不用害怕了。
经过这样一折腾，出院没多久我就怀着对美好未来的无限憧憬，迈入了济南陆军学校新闻队。那一天是1984年6月6日。
这次招收的41名（后来又追加1名）学员，大家是既熟悉又陌生。说熟悉是因为大家的名字都经常在报纸上看到，有时名字还靠在一起；说陌生是因为大家分布在军区各个单位，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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