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车在大平原上向南奔驰，第二天上午，过了黄河，在当时中国最大的铁路交通枢纽郑州，调头向西。列车经过许多伟大的城市，它们在中国四千七百年的文明史中都占有辉煌的篇章。在黄土高原，我们看到起伏的丘陵和断崖。我们穿过无数隧洞和峡谷；车轮与钢轨的撞击，在岩壁间引起沉重的回响。随着列车西进，景色变得越来越荒凉，越来越单调。到了第三天，列车喘息着，像一只巨大的蜈蚣爬上了青藏高原。六月十八日下午，我们到达海拔两千三百米的铁路终点站:青海省省会西宁。
那个年代，西宁还是一座小小的城市，坐落在青藏高原东北部光秃秃的群山中一小块由西南向东北倾斜的坡地上。有两条河从西部和南部流下，在北部山脚汇合后向东流去。河的两岸种植着春小麦、青稞和蚕豆；分布着梨树园和杨树林。市内大多是带有庭院的低矮平顶土坯房，只有街道两侧才有少量的楼房。店铺都是些年代久远、破烂不堪的木屋。只有位于市中心的大清真寺才真正令人瞩目。街上行人不多，大多数是藏族人、哈萨克人和蒙古人。
这里的气候凉爽宜人。在这个季节里，我国东部的气温高达三四十度，而这里白天最高气温还不到二十五度，夜间最低气温只有十四、五度，无疑是个舒适的避暑胜地。
我们在西宁逗留了半个月，为的是逐渐适应高原的缺氧环境，同时也为登上海拔四、五千米的高原做好物质准备，特别是皮大衣、氧气袋、煤油和武器这一类东西，要经过不同政府部门的批准才能搞到手。
七月二日清晨，我们乘坐青海省科学技术委员会调配的两部军用吉普从西宁出发，沿着湟水河谷，在尘土飞扬的青藏公路上向西奔驰。我们翻过海拔三千多米的日月山；在著名的青海湖东岸的大草原上折向南，在岩石嶙峋的山野中，沿着崎岖不平的盘山道行驶。高原的太阳下落很晚，晚上八点钟，天光依然明亮。此时，我们已到达海南藏族自治州的小城恰卜恰，真正置身于藏北高原地区了。
在以后的六十天里，我们穿过鄂拉山地，经过海拔四千多米的花石峡——这地方以一片巨大的、带有斑斓条纹的山岩而得名；在六千多米高的阿尼玛卿山脚下，我们遇到从未见过的猛烈暴风雪，大团大团的雪块倾斜着从天而降，令人头晕目眩，惊诧不已。我们到过黄河源头的扎陵湖和鄂陵湖；在湖畔的高山上，我们俯瞰过星宿海，那无数的小湖泊就像一面面镜子闪闪发光。在通天河陡峭的河床上，我们眺望过传说中的晒经石。在果洛草原和玉树草原，我们曾多次到牧人的帐篷里作客，受到慷慨好客的藏族同胞的热情款待。九月二日，在一个叫做达日的地方，我们渡过黄河；那里的河床宽度已有一百来米。与下游不同的是，从鄂陵湖到达日，黄河的水一直都是很清澈的。一路上，我们测量、拍照、采集标本、做笔记。
九月十八日，我们来到高原东南角的斑玛县。玛尔柯河谷，就是从这里向东南方向延伸，进入四川省西部，最终成为著名的大渡河。
那个时候，斑玛县政府所在地，人口不足一千；简陋的房舍分布在河畔上不足五百米长的范围内。这里的自然景观与西部迥然不同，呈现一派温带林区的秀丽风光。我们住在县政府招待所里。在这儿，大家休整三天，整理标本和笔记，制图，洗印照片。摄影和文字工作是由我来负责的。我敢说，我干得很出色，只要看看这些照片和它们背后的简短说明，就会知道考察队员们到过什么地方，做了些什么，取得了哪些成果。假使不曾发生玛尔柯河谷劫难，我就会和大家一起胜利返回大学校园，成为同学们心目中的英雄。
我们决定在森林河谷地带进行三天的地质和野生动植物考察，在东边三十千米的地方，由地理系的李森科同学带领两个藏族工人设立一个新营地。这一带，没有汽车可以通行的道路，我们从县政府借了六匹马，来协助我们完成这一段，也是最后的行程。
三天来，我们大部分时间都是牵马步行。我从来不曾在任何其它地方见过如此高大、粗壮、挺拔的树木，特别是在山岭之间的鞍形地带，许多大树的高度都在三十米以上，底部树围可达四、五米，估计年龄能有上千年。林间地面上，生长着矮小的花草，树根上布满苔藓，下面有一米多厚的腐殖层；到处是枯枝败叶。在一片朝南的山坡上的阔叶林中，我们发现一大群猴子；在树林和灌木丛交界地带，我们遇到一只成年雪豹:它根本不理采雪丽的狂吠，站在远处朝我们观望了好一会儿，才懒洋洋地走开。在河滩上，我们还看到大群的野鹿和羚羊。
我们采集了大量的岩石样品和动植物标本，拍了上千张照片，考察工作进行得很顺利。在野外，我们吃的是大饼、牛肉干和从山坡上采来的野生草莓，喝的是甘美的山泉。到了夜晚，我们在林间空地搭起吊床，点起乙炔灯。为了安全，枪支都放在床头，子弹也上了膛。入睡之前，斑玛旦增老人总会给大家讲上一两个故事，大多是这一带的民间传说。每当我们迎着初升的太阳，踏着晶莹的露珠，在清晨的寒冷空气和鸟儿的歌声中继续前进时，我们总是要唱起那支《地质队员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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