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
朱熹正是在这个当口上，触及了所有的思想家都很难回避，又都很难深论的善恶问题。孟子说“性本善”，荀子说“性本恶”，但都没有深入论证。朱熹认为，孟子的问题在于“不备”，荀子的问题在于“不明”。他自己则不执着于一端，而要从根源上理清脉络。
朱熹认为，“理”是至善的，但是，当“理”行世时要化作“气”，这气就有清、浊、阴、阳之分了。清而生善，浊而生恶，于是人类也就有了善恶。
朱熹说，由于天理是至善的，因此人的先天本性也是至善的。朱熹把人的这种先天本性说成是“天命”；与此相对，他又把后天养成的特性说成是“气质”。“天命”和“气质”常常矛盾和错位，所以一个人应该省思自己的“天命”，并以此来改善自己的“气质”。其中一个关键，就是放弃“人欲”，服从天理。而且，要知而后行。
由个人推及社会，朱熹主张用天理来安置各种人际关系。他认为很多血缘关系本是“天理”、“天命”的呈现，如父子关系、兄弟关系、族亲关系。由此延伸下去，他又提及了君臣关系。把君臣关系提高到天理，这正是朱熹最被后世诟病的症结所在。
朱熹本想用“天理”来表述一种稳定有序、相反相成、百脉呼应的社会理想，但把君权专制合理化了，也就把强取豪夺的制度结构看成是一种天然现象。难怪，在朱熹去世之后，他的学说渐渐受到统治集团的重视，甚至变成了“国家哲学”。
撇开这一部分，朱熹试图用天理的概念来探求宇宙和人世的终极道理，还是让我深为敬仰。他对于现实社会结构进行合理化解释的“理论陷落”，是历来儒家学者的通病，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佛教的超逸性思维的重要性。
社会需要参与，却不能让自己的精神高度也降格以求。因此，那些山巅云端间的精思慧语，实在必不可少。
三
再来看看心学的“良知”。
这就要打扰我家乡的明代哲学家王阳明了，他是心学的真正创立者。
王阳明
王阳明比朱熹晚了三百多年，当然仔细研究过天理学说。终于有一天他猛然醒悟，天理全在心间。他的表述非常明快：“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心外无义，心外无善。”
其实，朱熹也说过，“心即理”的意思，那是指“以吾心求物理”，使理入心。这比较好懂，让人惊讶的倒是王阳明，在他看来，心就是一切，心外的世界没有什么意义。只有心，才能让世界一点点明朗起来。因此，这世界只属于心。
很多年前，我曾在一篇写故乡的文章中引用过他的几句话，在这里不妨再引一次，因为这几句话牵涉到心学的根本。这是他与朋友一起游南镇，朋友觉得岩中花树与自心无关，于是有了对话——
问：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与我心亦何相关？
答：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
唯物主义一定会断言，在人们没有来看时花已存在。但是，在王阳明看来，心中没有的朋友就不是朋友，心中没有的怨恨就不是怨恨，心中没有的感激就不是感激，心中没有的拖累就不是拖累。
按照一般的想法，被你心中抹去的朋友，虽然友情没了，但那个朋友还活着啊。王阳明说，心中没了，就没了。
王阳明当然知道饭店的菜牌上有很多可点的菜，但对他来说，“不上心”的菜，就不会出现在桌面，不出现在桌面的菜就不算今天的菜。
乍一看，这种说法把自己的世界缩小了。其实正好相反，凭着心学，人们心中可以排除一切“不上心”的物像，却可以装得进山河大地、****，还可以把春花秋月、童真慈颜融为一体，炫丽旋转。
因此，心学，可以让我们凭着自己的心意关闭一扇扇后窗，却又打开了一扇扇敞亮的前门。今后，自己的全部空间就是心的空间。天地因此而复苏，心性因此而拓展。
王阳明在建立心学之后，对朱熹提出了批评。他认为朱熹的精神气魄很大，但主要忙着考察、格物，而没有花很多功夫在自己身上，“切己自修”。如果能“切己自修”，就会在自己的心灵中有更深的投入，发现格物不如修己。
王阳明说，天地万物不是出现在人的眼前，而是与人本为一体。天地万物“法窍之最精处”，“是人心一点灵明”。他请大家想一想，如果一个人去世了，那他的天地万物又在何处？
王阳明对朱熹的批评，让我联想到欧洲学者荣格的一个论断。荣格认为很多哲学家都在研究各种概念，终于有一天，哲学家研究起自己来了。他认为，这个转折是从尼采开始的。王阳明相信朱熹心胸的广度和深度，因此很想建议朱熹把自己作为研究对象，然后由自己的心，通达天地万物。
研究心学，必然要触及一个核心课题：心的本体是什么？王阳明回答，心的本体是“良知”。
“良知”，这个概念孟子也提过，是指一种不必经过考虑和学习的道德本能。王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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