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世梁和林秀兰夫妇是四十五年前我在宜兰度化的信徒，那时他们还没结婚，双方都曾要求随我出家，而我当时没有道场，无法教养他们，所以劝他们在家结婚一样可以修行，不必出家。后来他们虽然成家立业，但双方约定，不被家庭所囚，不生养子女。当我建佛光山时，他们结束事业，和我共同开山，二十余年来，黄先生从事水电修缮，黄师姐为大众服务，不但不要求待遇，还将台北房屋的租金捐献给各种佛教事业。发菩提心容易，发长远心难；做没有待遇的工作容易，做几十年还能保持如此欢喜更是大不易了。
有一年，台北的工商界为了要求加薪，纷纷游行街头，示威抗争，一时之间，震动了整个台湾。我在一次集会中，和佛光山近千名员工幽默地说：“你们也可以摇旗呐喊，走到大雄宝殿或朝山会馆前要求增加待遇。”原本以为大家不免也会对“待遇”提出一些要求，但出乎意料之外，一位在山上负责清洁扫地的老先生起身发言，说道：“我们不是为待遇而来的，我们是为欢喜和功德而来的。”我问他：“你在佛光山工作有什么欢喜呢？”他说：“法师们遇到我们的时候，都称我们‘老伯’，而且对我们微笑、尊重，种种关怀，在这里工作，有很大的尊严，有很多的喜悦，这些就是无上的‘待遇’，为什么要去游行增加‘待遇’呢？”
“没有待遇的工作”蕴含了多少的乐趣！回想我一生做事，不但没有周末、没有假期、没有暑寒假、没有年节，也从来没有要求过“待遇”。在大陆做小学校长的时候虽有待遇，但我没有领过一毛钱薪水，因为我和师兄说：“校长的薪水，请您一半交给常住，一半交给我的母亲。”
由于十年丛林教育养成我没有用钱的习惯，所以有“待遇”也像没有“待遇”一样。记得我初到台湾在佛教讲习会担任教务主任时，发的钱不叫“薪水”、“待遇”，而叫“单银”，每个月可以领到单银五十元。但是我都将这笔钱拿来订佛教杂志或购买图书送给学生阅读。
后来在宜兰念佛会服务几十年当中，每月收到的三百元单银，我用来添置弘法道具，率领青年到各处布教讲演。当时苏澳到瑞芳所有火车站的站长都皈投三宝座下，宜兰铁路局运务段段长张文炳居士认为我们对宜兰佛教有贡献，因此每次看到我们一行多人搭乘火车到各地布教时，都不收车票钱。让我得以将省下的车资做更多弘法利生的事情，至今想来，仍感念不已。布教之外，我将单银余款购买纪念品、卍字项链和青年朋友结缘。那时耶教盛行，挂十字项链者比比皆是，这些可爱的佛教青年们却将我送他们的卍字项链挂在颈项上，露在衣领外面，穿梭在机关行号、市街大道上，引来许多注目的眼光。每次想到当时的情景，都不禁欢喜鼓舞，因为在那个佛教备受压抑的社会里，在那种民风保守的年代里，他们这种大胆的行动是多么勇敢的事情啊！
佛光山开山之初，每逢周末，台北等地都有许多人成群结队朝山，在早课时皈依三宝，我的红包收入也因此有所增加。我一向没有接受待遇的习惯，所以就将红包聚集起来，为大众购买桌椅、拜垫。几十年来，看到信徒上山，所坐的桌椅、所拜的拜垫，无一不含藏了我诚挚的心意，偶尔在内心也会洋洋自得。
我经常应邀出外弘法，凡到各大专院校讲学，我一概拒绝酬劳，但企业行号、公司工厂等地方，因为是生产单位，我恐怕不接受显得太过矫情，所以收下来之后，就盘算如何用之于大众。甚至于台湾省省训团公务人员集训时，我是讲师之一；成功岭大专青年集训时，我也是教授之一；在文化大学、东海大学，我也曾担任教席，像这些常态性上课的钟点费，我都集合起来购买图书，供大家阅读。现在佛光山别分院几十个图书馆里都有我购买的书籍，当青年们阅读时，虽然不知道书里面有我的心意，但我内心的欢喜，却依然是无与伦比的。
我曾经担任中佛会理监事数十年，也曾在台湾省佛教会各支会被选为理事长、常务理事多次，都没有待遇；甚至我担任常务顾问、评议委员，也都是无给职；我参加各处道场开光剪彩，都不收车马费。虽然做了多少“没有待遇的工作”，初时默默无闻，可是为我一生带来多少善缘。
我和发心的人一样，一生乐于做社会的义工。我曾担任蒙藏委员会的顾问、侨务委员会的委员、法务部的监狱教诲师，凡此都是“没有待遇的工作”，但我做得很欢喜，很自然，因为一直都认为服务大众是自己的本分事，好像生活里的呼吸一样，没有特别的感觉。
我不但自己不做有待遇的工作，甚至办《今日佛教》、《人生杂志》、《普门杂志》、《觉世旬刊》的时候，还要自己义务为文撰稿，自己掏腰包购买邮票、车票、稿纸、信纸。我办佛学院三十余年，曾担任无给职的校长、老师，不但不收学费，还供给学生吃住衣单等等。虽然都是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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