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一家杂志社向我索借三百万元新台币，我无法应付，便撰文毁谤我，弟子们气愤填膺，有些人主张笔伐声讨，有些人建议诉诸法庭。当时我在台北弘法，因此就近于普门寺集合住众，对大家说：“别人对我们的礼遇尊重，不是当然的，所以我们应该涌泉以报；当我们受到伤害打击时，则应该认为这是当然的，因为父母生养我，师长教育我，社会成就我，国家保护我，平时我们就拥有这么多好因缘，相对而言，一些突如其来的挫折逆境，正可以考验我们的气度，可以丰富我们的内涵。因为无聊的伤害破坏，是打不倒一个人的，做一个真正的人，要经得起四面吹来的八风，将一切的横逆都视为是当然的……”一席话下来，总算平息了大家的怒气，也趁此机会，随缘上了一堂“宗门思想”课程。只是有谁知道，从非当然到当然，我是经过了多少的修证历程，才有这么坚固的信念与体悟。
我十二岁那年就在栖霞山寺出家了，在常住里是年纪最小的一个清众，脸皮又很薄，刚开始时，上课听不懂，下课也不好意思问。既不可以外出，又不能和他人来往，家书写好了，没有钱买邮票，好不容易熬到学期结束，学院放假，眼看同学们提着行李回家，我也跟着他们到大雄宝殿向佛陀告假，正要踏出殿门时，家师志开上人把我喝住，骂道：“站着！回什么家！”我只得忍住稚子乍离家园，对家乡的孺慕之情，禁足闭关，有时心里好苦。可是再想想：没有人要我出家，是我自己愿意的，所以也就视为“当然”地接受下来。既是当然的，为什么要感觉苦呢？
从栖霞律学院结业以后，我又到焦山、金山、天宁等名山古刹参学，当时的教育不但是专制封闭，可说是无情无理。常常把地扫好了，老师不满意，就要重扫；再检查，看到几片落叶掉下来，“不行！”又得再扫一遍。饭吃饱了，纠察师过来，命你再去吃一碗，你就得撑着肚子吞下去，否则，一个耳光随即打下来，完全没有人情可讲。同学说某人故意找我麻烦，我却觉得这就是教育，老师肯教，自己才有机会成长；能成长，才有未来一，所以对于一切的棒喝，乃至冤屈，我都“想当然”地全盘接受。顺逆境遇皆能当然接受，天地间的光暗就都不一样了。
十五岁受戒时，更是备受诸苦。一到了戒场，戒师先找戒子问话审核。第一个戒师问我：“是谁要你来受戒的？”
“是老师要我来的。”
“难道老师不叫你来受戒，你就不来了吗？”说罢，一连串的杨柳枝如雨点般落在头上。
到了第二个戒师那里，他又问同样的问题，因为有了第一次的经验，于是答道：“是我自己要来的。”
没想到“啪！啪！啪……”脑门上又是一阵痛楚，“可恶呐！老师没叫你来，你竟然胆敢自己跑来！”
第三个戒师还是问先前的问题，这回经验丰富，所以毕恭毕敬地答道：“是我自己发心来，师父也叫我来的。”自以为这个答案应该很圆满，结果，“你这么滑头！”当然接着少不了一顿狠打。
顶着一脑子乱冒的金星，来到最后一位戒师的位子前面，我没等他问话，直接就将头伸了过去，说道：“老师慈悲，您要打，就打吧！”
受戒期间，跪听开示、打骂杖责是“当然的”训练，甚至连如厕也受到限制，一个人忍耐不了，中途溜走；也有些人一面抱怨牢骚，一面受完戒期。而我认为这些都是老师的大慈大悲，所以带着感恩的心情，“想当然耳”地度过了五十二个难忘的日子。
十九岁那年，我到焦山佛学院念书。记得有一位教授曾有意推荐我进教育学院读书，我兴高采烈地向家师禀告，却遭来一顿责骂：“混蛋！佛教教育都没有读好，还要到外面去受什么社会教育！”
后来，虽然家师送另一名师弟去教育学院念书，但是我心里一点也没有不平之感，只觉得“这是当然的”！过了几年以后，师弟离开了佛教，我这才深深地体会到家师对我的殷切期望，因此更将学习中的一切磨炼都视为“当然的”过程。有“当然”的感受，是多么的美妙啊！
那时，焦山佛学院的院长是雪烦和尚。在校期间，他从来没有和我讲过一句话，看到我时，也总是两只眼睛炯炯如炬地朝着我看。有人说：他老是在瞪我，我却觉得他不是恶意的，即使如此，我也认为这是“当然的”——在学习阶段，自己一无所知，有什么资格要求师长对我们好呢？或许因为我对他恭敬一如，后来他说，这么多学生当中，最欣赏的就是我。我自觉一无长才，在受宠若惊之余，细细回想往事，很庆幸自己在一开始时，就能“想当然耳”地在无情无理的教育中茁壮成长。
十余年后，我邀真华法师为《觉世》撰稿“参学琐谈”，文中对于参学的道场表示很多不满的意见，其实这些人、事、地，我也通通经历过，只是那时都觉得“这是当然的”，所以未曾觉得不好，也让我在觉得“当然”中感到没有什么不平，因那些是教育啊！
十年的参学生涯瞬间即过，后来，我也从事教书工作，由大陆来到台湾，从小学校长到佛教讲习会的教务主任，从佛教学院教师到大专院校教授，从讲授佛学到教导国文，从教人唱诵到指导写作，其中我一次又一次地在学生的顽强中熬炼自己的耐性与慈悲，“想当然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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