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一九九四年）五月，我刚从日本开完国际佛光会理事会后返回，听说在松山的台北道场与在台中的东海道场各自为我在十九日的行程中，安排了午宴，正在互相僵持不下，因为两间别院都在阴错阳差的情况下，分别约了演艺人员与新闻记者，在中午时间与我“素斋谈禅”。我知道以后，立即打电话给两家道场，给予承诺。是日，我依约分赴二地，在短短一个半小时内，超速行车，从台中赶到台北松山，既没有让道场失信，也没有令客人失望。事后，二寺的住持前来道歉礼谢，我听了，莞尔一笑，心里想：“没有关系！因为你重要，他重要，我不重要。”后来，我无意间和弟子们在闲聊时提及此事，不料这句话竟然在徒众之间传诵开来，成为一桩趣谈。其实，话虽简短幽默，但绝非偶发即兴之语，而是我毕生以来与人相处之道。
即以“素斋谈禅”为例，这是我想出来的方便，意在一方面使各阶层人士借着与我对谈禅道的机会了解禅的本意，从而觅回心灵活水的源头，一方面也让社会大众前来认识新落成的台北道场。四十九天的“素斋谈禅”下来，大家的反应非常热烈，所以至今虽然已经结束，但是又应各界要求，在各个别院普遍展开。我本来已经行程忙碌，于今更形紧凑，许多徒众都笑我自找麻烦，然而我还是自觉有理，因为寺院道场功能的发挥很重要，引导社会大众去执除迷也很重要，相形之下，我的时间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为筹募佛光大学建校基金而举办的“书画义卖会”及“老歌义唱会”，是与“素斋谈禅”同样轰动一时的活动。其实我原本只是想借着托钵兴学方式筹款，然而自从申请建校通过的消息一经传出，文艺界、演艺界都前来表示支持，因而发起这两项活动。尽管我素无绘画雅唱兴趣，我还是到各地亲自搜集，而且只要一有时间，就到藏画室里欣赏字画，有时一待就是数小时之久。义卖当天，我更是带着感恩的心情来到现场，与拍卖**同起伏。老歌义唱时，我坐在前排，心想如果现在有人问我什么歌最好听，我一定毫不犹豫地说：不唱歌的时候最好听！但是世界上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存在，大众的欢喜很重要，文艺界、歌唱界，及各地热心赞助的人士，他们那份共襄盛举的善心好意更是重要，这时，我的爱好、我的欢喜又算得了什么呢！
过去，我每次接获些微供养，总是涓滴归公，捐给常住。自从佛光大学建校以后，我一收到信徒的红包，就想到佛光大学。近来听说弱势团体的发展空间备受阻碍，我又将去年一整年撰文出书的稿费、版税、单银，以及红包供养等共计三百万元，通过监察委员王清峰的安排，赠给六个弱势团体。
有人问我：“佛光山的建设所费不赀，大学的工程需款更巨，既然自顾不暇，为什么还要捐给别人呢？”我何尝不知常住的困难，但是弱势团体的存在，对于整个社会也有其重要性，更何况如果我们能够借此抛砖引玉，启发大众关怀互助的良知良能，对于人心的潜移默化，更富含重要的意义！尤其，当我回想早年来台之初，那种捉襟见肘的窘状，使我更能肯定这笔钱所带来的鼓舞力量，也是很重要的。
回忆当年的我，虽然有心振兴佛教，奋起民心，然而因为经济拮据，所以只得节衣缩食，省下毫厘，累积到相当数目时，才用来购买图书法物；我还撰写文稿，编辑佛教杂志，每当印刷出版，就连夜赶工包装，好让读者及早享受法喜。为了借教育培育僧才，我在千难万难之下，开办佛学院。
当时老师不好请，我给予各种优惠礼遇，甚至深更半夜伫立在头山门，等候远道而来的外请老师；经费不足时，我到太平间、殡仪馆通宵诵经，以贴补学生食宿支出，我在山下煮面供众，来筹措研究部办学资金。那时我因为忙于奔波筹款，而没时间去医治腿疾，也忘了背部隐然作痛的内伤，后来竟然不药而愈。“教运兴亡，佛子有责”，我的确非仅口说，而是真心把教运的兴衰，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要重要！
我的为教忘己终于感召了一批青年佛子，志愿和我同心协力，共为续佛慧命而奋斗不懈。刚当上台湾印刷厂的经理吴先生，跟我出家，共创“佛教文化服务处”，后来随着我南下高雄，帮忙开山辟岭，使我无后顾之忧，那就是佛光山现在的住持心平法师；曾经是宜兰女中高材生的李小姐，负责教务，因为有感于办学的种种辛苦，而发心剃度出家，参与诵经行列，那就是现在美国西来寺开山的慈庄法师；放弃社会高薪工作的张老师，负责佛学院训导，每天在课余时间外出帮忙面包店包装月饼糖果，那就是现在的慈惠法师；慈容、慈嘉也将自己在幼稚园教书所得，全部奉献出来，贴补佛学院开销。大家在从事教育工作之余，还要编印、校对《觉世》，处理文物的流通，可说是忙得不亦乐乎。
由于我们师徒都有着共同的使命感，以佛教的前途为重，以个人的利益为轻，佛光山以文教为根本，培养不少人才，奠定了厚实的基础，因而得以在三十年间迅速发展。
开山以后，我们应信徒食宿上的需要，陆续建设朝山会馆、麻竹园、檀信楼；应信徒咨询休憩上的需要，设立东禅客堂、信徒服务中心；应信徒信仰上的需要，相继兴建大悲殿、大智殿、地藏殿、普贤殿；最近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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