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一九九五年）四月二十五日，我在荣民总医院做心脏手术，为我主持开刀的张燕大夫因而与我成为好友。有一天，他和我说：“如果我早已认识你，就不敢为你开刀了。”我笑着说：“这就是不知道的乐趣啊！”回想从开刀房到恢复室这段时间，历经三十个小时，我都是在浑然不知的状态中，并不感到痛苦；后来知道许多人在门外整日守候，心里一直觉得不安。我突然体悟到：世间许多的忧悲苦恼不都由于人知道的事情太多而造成的吗？再回想我这一生当中，由于“不知道”而得到的乐趣可真是不胜枚举啊！
五岁那年，外公刘文藻溘然长逝，家中笼罩在一片愁云惨雾之中，我当时不知死为何物，只感到外公平日时常板起脸来训人，现在却睡得那么安详，不禁窃喜。及至稍长，方觉抱愧不已。所谓“少年不知愁滋味”，童年时因为“不知道”人事的沧桑，所以天真烂漫，随着年纪增长，见识越广，“乐趣”也渐渐淡然。
记得小时候，母亲经常和儿女们说起一九二七年，孙传芳与北伐军队在龙潭会战，士兵们来家中搜人，拿刀到处乱刺的情景。尽管事过境迁已久，然而母亲每次说到这里，总是神色骇然，一副心有余悸的模样。那时的我，因为没有经过战乱，不知惶怖，只觉得与“官兵捉强盗”的游戏相仿。十岁那年，抗日战争爆发，虽然真正的战争已经来临，远地也不时传来日军烧杀掳掠的消息，但事不及身，所以依然不觉惊恐。当时我参加国民**举办的民众补习班，因为念错一个字而惹得全班哄堂大笑，那种切肤之耻竟然有甚于耳闻战争之苦，至今仍记忆犹新。次年，我随母亲离乡寻找在战地里失踪的父亲，目睹尸骨遍野，漂血成河的景象，我终于意识到战争的可怕，儿时与兄弟玩“骑马打仗”的“乐趣”，也随着“知道”事实的残酷而消失殆尽。
自一九四九年告别故乡以后，与家人中断音讯，没想到首次得到的消息竟是外婆亡故的噩耗，使我既震惊又伤恸。外婆的温良恭俭，是我一生的典范，然而却不能为她亲料后事，抱憾之余，只有将多年积蓄的供养□钱寄给弟弟，请他为外婆建立塔堂，以为至少略尽孝意，了己心愿。没想到数年前返乡，看到的居然是弟媳妇的墓碑，当下心甚不悦，久久不能释怀。想到世间多少恋人因为发现对方没有忠于感情而发生勃溪，终至分手；多少患者由于了解自己病情深重而日渐消沉，抑郁而死。我深深感到：在“不知道”中，与事实保持距离，反倒是一种美好的境界。
一九四九年初来台湾，八月二十二日那天，秋季法会结束，我拿着□钱，欢喜地上街买布，准备裁制僧衣，没想到半路上被捉去警察局，因为平日不做亏心事，心中坦荡荡的，心里一点儿也不觉得害怕。被释放以后，得悉是在搜捕匪谍，让我倒捏了一把冷汗，因为一旦定罪，只有死路一条，不禁庆幸当时什么都“不知道”，所以才能安之若素地渡过难关。
我一生中看遍各种出家因缘，大致说来，有闻法欢喜，立刻决定落发者；有考虑再三，才乞求师父圆顶者；也有犹豫徘徊，依然踯躅不前者。而我是在偶然的因缘下髫龄出家，没有考虑的机会，或许正因为“不知道”出家是什么，没有分别心，反倒比别人更能安住在佛法里。当时我是寺中年纪最小的沙弥，由于自愧什么都“不知道”，我虚心向学，因此承教最多；由于自惭什么都“不知道”，我谦卑恭顺，因此结缘最广。人生有如一场马拉松，回首当年，一些聪慧过人的学长因熬不过风霜雨雪而堕入红尘，另有一些才学超群的同道则耐不住人情冷暖而流落世俗。所谓“打死拿拳的，淹死会水的”，登高山的健将容易死于山难，开快车的好手也经常亡于车祸，能在“不知道”中随遇而安，真是一种难得的福分啊！
二十三岁来台时在基隆海港登岸，望着阴晦的天色，只觉路途茫茫，每遇一人，皆不认识；每走一步，不知止于何处。虽说“今日不知明日事”，但我确信只要站稳每一个脚步，珍惜每一个因缘，将今日的事情做好，未来就有希望。至于明日将发生什么事情，既无从知道，也不一定要知道，就这样安然地度过了一生中最困顿的时光。
由于仰慕慈航法师盛名，因此安身以后第一件事就是专程前往弥勒内院拜访求教。慈航法师笑脸相迎，随即聚合寺众，临时提议要我代他上课，我只好依言开示。事后想想，还好事先“不知道”，否则，恐怕紧张得三天三夜都难以安眠。后来，我经常在“不知道”的情况下，于各种场合应邀即席发言，无形中培养了应变的能力。所以，“不知道”没有关系，把握当下的机缘才是最重要的。
四十年来的弘法生涯，从宜兰到高雄，从乡镇到市街，从山林到殿堂，从台湾到世界，教界的指责、外道的骚扰、当局的禁止、民间的诽谤、佛光山的移山填谷、西来寺的百余次公听会……一切建设所历经的困难阻碍，都是当初无法想象的。一旦知道的时候，已经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尽管前程未卜，也只好继续“不知道”，勇敢地向前迈进。没想到，一路行来有惊无险，种种事业于焉完成。
记得有好几次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弟子们纷纷关心日后的经费问题，我都和他们说：“不必担心那些事，我自有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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