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一年我受具足戒时，得戒和尚若舜长老在教礼时和我们这群新戒说：“你们出家受戒要学的东西很多，最重要的就是要记得学佛，要学吃亏。”这一句话我谨记在心，对于我一生的做人处事有很大的受用。
说到“吃亏”，大多数的人不喜欢，因为人都喜欢讨便宜。我们不妨想想，如果别人的便宜给你讨了去，他就非得要吃亏不可，世间哪有给你永远占便宜，别人永远吃亏的事情呢？如果我们仔细观察那些贪婪无厌、喜欢占便宜的人，其实到头来真正吃亏的人，必然是自己。像现在社会上被金光党骗财的人，大都懊悔一时的利欲熏心；反观一些看起来“吃亏”的人，结果才是真正占了大便宜。
像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人，因为他为民谋福，宁愿自己吃亏，但到最后，大家公推他为帝；著名的“管鲍之交”，旁人都说管仲在占鲍叔牙的便宜，但是鲍叔牙却处处为管仲说话，后来还推荐他做宰相。然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想，正因为鲍叔牙肯“吃亏”，所以不但交到一个好朋友，而且为国举才，利益了全国人民。我们看中外历史的忠臣义士也是因为肯“吃亏”，结果救国救民，力挽狂斓于既倒，而自己也能流芳百世，永垂不朽。所以，讨便宜未必真讨便宜，吃亏也未必真吃亏，真正来说，吃亏才是在讨便宜。
我有幸亲承若舜长老的教诲，在丛林参学时期就体会到“吃亏”的妙用。记得那时大家都很穷苦，我每次得到一点什么东西，宁愿自己没有，也要分给同参道侣。目睹烧水、行堂等工作必须起早待晚，花费劳力，没有人愿意承担，我就自动挑起来做；听到师长同学有什么困难，我也毛遂自荐，设法帮助；甚至有时候同学们做错事，担心他们挨罚，我还自愿代受处分。也曾有年长的同学劝我：“你这样会‘吃亏’的啊！”但我谨记着若舜长老的话。结果几年之后，像我这么一个头脑并不聪明，又没有受过什么正规教育的乡下孩子，居然学习到许多做事的技巧，也锻炼出强健的体魄来，我对“学佛要学吃亏”这句话更加增长了信心。
直到现在，我虽然年逾古稀，无论做什么事情，我仍然一马当先，甚至还做“不请之友”，指示徒众安排我多教一点课，让我多做一点事。我始终认为，一个人的辛苦，只要换来大家的欢喜，何“吃亏”之有呢？
我不但宁可自己“吃亏”，多承担一些事情，有时也会给人冤枉，受诸多委屈。自己只要自觉心甘情愿，没有什么事情不可承担，而且经常拣别人不要的来做。一九四八年，南京华藏寺的住持将寺产几乎败光，世局又动荡不安，佛教界没有人愿意接管这个烂摊子，眼看这间寺院就要被地方恶霸占去。刚好我和一些同道们从宜兴来到南京，听说此事，便提议和寺方接洽，结果在荫云和尚的撮合下，接管了华藏寺。我们排除万难，整顿僧纪，并且兴学校，办工厂。在这段期间内所吸收的行政经验，对于我后来建寺办学都有着莫大的助益。
到台湾来的因缘，也是由于不怕“吃亏”而拣来的便宜。一九四九年春，智勇法师组织了“僧侣救护队”，临时退却，我那时连台湾在哪里都不知道，但是看到“僧侣救护队”群龙无首，即将散失，便自告奋勇，负责带队，就这样，我与一千人等来到了台湾。
当时台湾的佛教被列为神道迷信之流，地位十分低落，尤其从大陆来的僧侣经常被疑为匪谍，三天两头就被抓去盘查询问，甚至锒铛入狱。许多人开始另谋出路，我也曾打算到其他地区，如**、马来西亚、瑞士等有因缘的地方，但是好不容易筹足了路费之后，听说一些同道有的没有身份证，有的没有入境证，无法在台久居，也急于到其他地方去。我心生不忍，于是将仅有的钱分送给他们做盘缠，自己继续留在台湾。没想到后来居然能在这里结了许多法缘，开展出另外一片天地，俗语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我一直相信：随顺因缘，助人为先，“因果”必定不让你“吃亏”的。
四十多年前，地处台湾东北的宜兰还是一个没有开发的乡镇，从台北前往宜兰必须搭乘四五个小时的煤炭火车。到了宜兰，因为要通过二十多个山洞，所以脸庞、耳朵、鼻孔全都沾满了黑色的煤炭，再加上那里生活条件很差，请来的法师没有一个愿意待在那里弘法，因为连上一个厕所都要行走二十分钟到火车站去方便。我知道以后，便束装前来，就这样，我在宜兰一待就是数十年，至今户口仍在宜兰。虽然创建佛光山，但从来没有离开的念头，我在这里建讲堂，设立幼稚园，成立佛教歌咏队、弘法队、学生会、儿童班，成为新佛教发展的基础。我想当初如果害怕“吃亏”，继续待在人文荟萃的台北，可能就不容易有如此的成就，台语有一则俗谚，说：“佛祖疼憨人。”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
一九六七年，褚伯思夫妇将全部资金投资在高雄大树乡的一块丘陵地上，想要开建一所海事专科学校，结果和合伙人意见不合而作罢。但这块地因土壤贫瘠，麻竹遍布，高低不平，到处兜售都无人肯买，褚氏夫妇一家老小的生活，甚至债务，顿时面临问题。我知道以后，为了替他们解危，立即让售高雄市中山一路三十四号佛教文化服务处的房屋，以所得款项买下这块丘陵。闻者莫不说我是个傻子，因为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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